妖魔化外部世界：一种下三滥愚民手段
打开国内的舆论场，一种熟悉又诡异的叙事始终不乏市场。
提及欧美，必是 “亡我之心不死” 的霸权觊觎；谈及日本，必是 “军国主义复辟” 的阴魂不散；说到黑人族群，便与 “治安隐患”“素质低下” 绑定；聊起犹太民族，总绕不开 “资本操控世界” 的阴谋论；而当西方提及中国，我们怒斥其 “妖魔化”，却忽略了自身语境中，同样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认知偏见。
这些标签，看似是爱国情怀的表达，实则是别有用心的操弄。
汉斯.摩根索曾说，“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不是征服和掌握经济，而是控制人的头脑”。妖魔化，正是这种 “头脑控制” 最下三滥的手段。它不是基于事实的批判，不是源于理性的质疑，而是通过虚构、夸大、曲解，将竞争对手塑造成 “非我族类” 的妖魔，从而煽动对立、蒙蔽认知、服务私利，最终达成愚民、固权、转移矛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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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段，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妖魔化的历史操作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妖魔化对手” 便是常用的舆论战手段。秦国欲伐六国，便散布 “六国皆暴秦之仇雠” 的言论，将自身的统一战争包装为 “替天行道”；楚国反击时，则痛斥秦国 “虎狼之心”，将其描绘为 “不仁不义” 的妖魔。
这种叙事逻辑，在后世的王朝更迭中反复上演。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被明朝廷描绘为 “流寇”“贼匪”，仿佛其起义只是为了烧杀抢掠，却无人提及明末的苛政与民不聊生；清末，列强入侵，清廷一方面将列强妖魔化为 “蛮夷”，另一方面又将维新派、革命党污蔑为 “乱臣贼子”，用双重妖魔化掩盖自身的腐朽无能。
近代以来，这种沉疴并未根除。抗战时期，对日本侵略者的批判本是正义之举，但部分宣传将所有日本人都描绘为 “人面兽心” 的恶魔，却忽略了日本国内同样有反战人士与进步力量。这种片面的妖魔化，虽能一时激发斗志，却也埋下了认知扭曲的种子。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写道：“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本是文化认同的边界，却常常被权力者扭曲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对立工具。” 妖魔化的本质，便是将 “夷夏之辨” 极端化，用族群、国家的标签，替代对具体问题的理性分析。
民国时期，某军阀为巩固统治，将竞争对手污蔑为 “通敌叛国” 的汉奸，通过控制报纸、散布谣言，让民众对其恨之入骨。而真相是，所谓 “通敌” 不过是子虚乌有，只是权力者排除异己的借口。这种手段，与今天某些时政语境中，将不同意见者扣上 “崇洋媚外”“卖国求荣” 的帽子，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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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妖魔化伎俩的翻新
今天的国内舆论场，妖魔化的伎俩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
伎俩之一，是爱国情怀绑架。
将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知，与爱国与否绑定。
你说欧美有值得学习的制度优势，便是 “崇洋媚外”；
你说日本有优秀的文化与科技，便是 “忘记国耻”；
你为黑人族群的遭遇发声，便是 “胳膊肘往外拐”……
这类绑架，让理性的声音噤若寒蝉，让妖魔化叙事畅通无阻。
某知名时政博主曾发布视频，将某国的环保政策歪曲为 “针对中国的阴谋”，将其科技进步污蔑为 “窃取中国技术”。视频下方，数万条评论跟风谩骂，却无人质疑信息的真实性。这种现象，正是爱国情怀被绑架的典型。当爱国成为不假思索的标签，便很容易沦为妖魔化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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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俩之二，是历史记忆滥用。
历史不容忘却，但某些人却将历史记忆异化为妖魔化的工具。
提及日本，便只谈侵华战争，绝口不提其战后的和平发展与文明成就；
提及欧美，便只谈殖民掠夺，无视其近代以来在民主、科学领域的探索与贡献。
这种滥用，让历史变成了狭隘的仇恨，让认知陷入了片面的误区。
学者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说：“历史的意义在于反思，而非复仇。” 但当下的某些时政叙事，却恰恰相反，它们拒绝反思，只强调复仇；拒绝包容，只煽动对立。将历史上的恩怨，无限放大到当下的国际交往中，用过去的仇恨，定义今天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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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俩之三，是信息茧房构建。
随着算法推荐的普及，许多人都被困在自己的信息舒适区里。
支持某一观点的人，只能看到强化这一观点的内容；
认同妖魔化叙事的人，永远只能看到对手的 “恶行”。
这种信息茧房，让认知固化，让偏见加深，让妖魔化叙事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
某社交平台的时政板块，长期被某一立场的账号垄断。它们日复一日地发布妖魔化外国的内容，将正常的国际竞争描绘为 “生死较量”，将不同的制度差异歪曲为 “正邪对立”。长期浸泡在这种环境中的用户，认知逐渐被扭曲，变得盲目排外、情绪极端。
更可怕的是，这些伎俩往往披着 “正义” 的外衣。它们打着 “爱国”“护旗”“勿忘国耻” 的旗号，行妖魔化之实。让民众误以为，自己的偏见与仇恨，都是爱国的表现；自己的盲目与极端，都是正义的行为。
马克斯.韦伯将西方近代思想的发展概括为 “世界的解魅”，即从神话与迷信中走向客观知识。而妖魔化，本质是 “世界的返魅”。它重新制造神话，用偏见替代理性，用情绪替代思考，最终让民众陷入新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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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为妖魔化买单？
妖魔化之所以能得逞，核心在于它迎合和利用了部分人的心理需求：对简单答案的渴望，对身份认同的执念，对现实焦虑的转移。
人总是害怕复杂。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族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了解其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但妖魔化提供了一条捷径：将对手定义为 “敌人”，将问题简化为 “善恶之争”，便无需再进行深入思考，只需站在 “正义” 的一方，发泄情绪即可。
这种心理，恰好被权力操弄者利用。当社会面临矛盾与困境时，将问题归咎于外部 “敌人”，是最省力的解决方式。经济下行，便说是 “外国打压”；社会问题频发，便说是 “外国渗透”。通过妖魔化对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掩盖自身的治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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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愚民本质，在历史上早已被无数次证明。秦朝末年，民不聊生，秦二世却将社会动荡归咎于 “六国余孽作乱”，继续推行暴政，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晚清时期，朝廷将自身的腐朽无能归咎于 “列强环伺”，却不愿进行制度改革，最终被历史淘汰。
而在当下，妖魔化的愚民本质，同样危害深远。它让民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变得片面而极端，无法客观看待国际形势，无法理性应对国际竞争。一个被妖魔化叙事洗脑的民族，会逐渐丧失学习他人长处的能力，变得盲目自大、固步自封。
当年，清政府将西方的先进技术污蔑为 “奇技淫巧”，将西方的制度文明贬低为 “蛮夷之法”，这种妖魔化的认知，让中国错失了近代化的机遇，陷入了百年国耻的深渊。今天，我们若重蹈覆辙，将外国的一切都视为 “洪水猛兽”，同样会错失发展的良机。
更重要的是，妖魔化会反噬国内的言论环境。当不同的声音被贴上 “卖国”“崇洋” 的标签，当理性的思考被视为 “不爱国” 的表现，言论自由便会被扼杀，思想创新便会被抑制。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容不下不同意见的社会，是僵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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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对立，拥抱理性
面对妖魔化的汹涌浪潮，我们该如何坚守理性的阵地？
首先，要学会区分 “批判” 与 “妖魔化”。批判是基于事实的理性分析，是对问题的客观指出；而妖魔化是基于偏见的情绪宣泄，是对整体的全盘否定。我们可以批判欧美的霸权行径，但不能否定其文明中的进步成分；我们可以谴责日本的军国主义， 但不能无视其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成就；我们可以关注黑人族群的困境， 但不能将其固化为 “暴力象征”。
其次，要警惕 “身份政治” 的陷阱。爱国不是盲目排外，民族认同不是封闭保守。真正的爱国，是正视自身的不足，学习他人的长处，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真正的民族认同，是在包容多元的基础上，坚守自身的文化根脉，而不是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
更重要的是，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不能做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要做主动的信息筛选者。看到一条时政新闻，先别急着站队，而是问问自己：信息来源可靠吗？有具体的证据支撑吗？是否存在片面解读？
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作为读书人，作为普通民众，我们都应该坚守这份独立与自由，不被情绪裹挟，不被偏见绑架，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用客观的态度分析问题。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每个国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未来。我们不必将别人视为“敌人”，也不必将自己视为 “救世主”。
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这份温情与敬意，不仅应该给予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应该给予他人的历史；不仅应该给予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应该给予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与族群。
作者：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