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治疆
杨增新治疆
此人不用重兵，不需援助，还在乱世，居然轻松稳定西域，各族人民感恩戴德。
2017-03-28 皇汉公众号 皇汉
前言：西域是中国治理的关键，分离问题让人苦恼，甚至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反恐。与我们史无前例帮扶西域、西域公职人员“5+2、白加黑”(7天x24小时)式工作，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西域进入了一个分离主义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反省与探寻什么样的治理模式能够稳定西域，显得尤为迫切。
以史为鉴，或许能够找到某些答案。
近代历史上，西域治理最成功的范例，非杨增新莫属。杨增新执掌西域的1912至1928年，正值北洋军阀时期，中央政府内阁更替了近50次。
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地区，外蒙古即在这一时期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由于中央政府失去权威，“协饷”(西域财政收支不能平衡，主要支出均由中央政府的户部和税收富裕的省份拨款协助)也名存实亡。外部失去了中央支持，而西域内部危机四伏。
西面的伊犁，革命党人受内地辛亥革命的刺激，发动武装分裂，形成割据政权;北面的阿尔泰，遭受沙俄操纵的外蒙古，发动武装入侵;东面哈密有农民动乱;而在南疆地区，哥老会通过恐袭地方官员，制造恐慌。
当时，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袁大化深感无力治疆，而将执掌西域的权力私自授予副手杨增新，携带家眷逃回内地。
杨增新逐一化解危局，逐步实现了西域由乱到治的转变，在其主政的中后期，西域的武装力量更是削减到主政初期的一半。
杨增新去世时，“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
“当地老百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怀念杨增新本人和杨增新时期”，百姓提到杨时皆使用敬语“杨将军”。(1990年版《W族历史》)。这种极高的声望在相对封闭的南疆甚至延续了百年。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1986年他在若羌县遇到百岁罗布人库万·库都鲁克，老人依然不是直呼杨增新，而且使用敬语“老将军”，谈到动情处，泪水夺眶而出。
我认为，杨增新治疆模式可以概况为“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思想保守
1、对国外的宗教思想，露头就斩草除根。杨增新尤其对外来宗教势力的有极高警觉，他认为“辛亥革命后，外蒙、西藏的离心，主要是由外国人蛊惑的。”对外来宗教势力，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严防死守。1915年，疏附县知事(县长)肖鉴章因为没有对属地小阿图什庄的学校请土耳其人、泛突厥主义艾买提、卡马尔为“教习”及时发现并制止，而被杨增新革职查办。
2、对于中国内地当时兴起的新思想，则寄予屏蔽。杨增新在进入西域的主要关口设置管卡，其功能之一，就是截留宣传内地新思想的宣传品。杨增新甚至命令邮政官员，故意延迟内地报纸在西域的发行时效，包括迪化(乌鲁木齐)在内，能够看到都是半年以前的内地报纸。
如果让现代化的先进民族解放思想传播去西域，后果不堪设想，民族分裂不可避免。
二、宗教信仰政策保守
“从前服官甘肃，习知回教底蕴”的杨增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基础上，对宗教信仰采取了“积极维持现状”的政策，主要表现为：
1、只允许教民到官方认定的清真寺里信奉正宗绿教，而严禁“另立教派、私立门户”， 坚决清除“私立道堂、在家聚徒念经”。
杨增新谕令阿訇：“阿洪为传教之人，礼拜寺为念经之地，所教之经，以谟罕默德天经为正宗，自昔至今，由来已久，人民亦各相安，从未有私开道堂秘密传经之事。”
固化宗教格局，防止新宗教解读思想，为后固化传统宗教人士的既得利益做好了稳定的基础。
2、不准建新、也不准翻修清真寺。
他认为，“各属城乡礼拜寺甚多，回缠(对西域地区信仰绿教居民的旧称)人民自应入寺礼拜诵经，何得格外复立道堂?即考之回教经典，亦无此项名目”。因此，指令各县知事查封新建之道堂，并将其拍卖，所得钱款归捐建者。
通过强调宗教经典的传统性，否定了新清真寺的建立，这充分体现了杨增新对于绿教的了解，通过绿教教门传统本身的习惯，来达到以绿制绿的效果。
这是现代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充分解读绿教，利用其教义去制衡本身。
3、固化上层宗教人士的世袭的特权。
“查缠民笃信宗教，尊重阿洪，为牢不可破之习惯”。公众场合，杨增新座位两边必定是阿訇，以此通过对宗教人士的尊重，烘托对宗教信仰的尊重。与此同时，杨增新对阿訇有两个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阿訇跨地区传经布道，此举从源头避免在西域出现像伊朗霍梅尼那样一呼百应的宗教领袖;绝对不允许阿訇私自接触外国人。
很多人并没有区分宗教分离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宗教人士与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宗教人士是因为既得利益并没有被满足，而民族分裂主义者，则是向往本民族的分裂，达到民族国家的目的。
换句话说，宗教人士是可以被收买的和控制的，而民族主义分裂者，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就不可能被收买。杨增新并没有推行现代化，所以西域自然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是保持在传统的宗教社会。
而宗教社会的宗教人士被杨增新彻底的满足其利益，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没有分离砸自己饭碗的动力。宗教可以成为分离主义的隐患，也可以成为愚民统治的利器，关键是你怎么利用。
在杨增新的保守宗教政策下，宗教基本上发挥“晓劝回民(泛指信仰绿教的中国人)，遵奉天经，各安本分” 作用。
三、经济政策保守
从北洋军阀、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官吏普遍有新建大项目、大工程来标榜现代化的强烈冲动。杨增新是罕见的例外，他认为官方投资的大工业工程近于垄断且易造成亏损，于民生无益。
其主政时期，不仅没有发展任何一个大工业工程，反而将亏损的官办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这种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了让利于民的效果。
杨增新时期，西域的民营轻工业得到了很到的发展，出现了出口创汇企业。如阿图什的穆萨巴尤夫家族皮革厂的产品成功行销欧洲市场。
杨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杨增新是西域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即没有启用其老乡和门生故吏、也没有让自己的亲属插足西域事物的西域主政者。
因为杨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够以国家分裂的后果来警示西域官员：“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
同样，因为杨增新自身的清廉，其开创了“民告官”的“邮禀”举报制。回缠百姓控告官员，只需贴上邮票寄来，无需躬递。凡官员遭举报，轻则立即查办，重则先撤后查，倘若查无实据，不追究控告者责任。
与此同时，在大幅度削减官员数量后，杨增新推行“高薪养廉”制度。虽然西域官僚的薪酬是内地同级官僚的数倍(也有资料称是内地的十倍)，但是由于西域官员数量被大幅削减，整体并没有增加财政支出负担。
杨增新曾经自豪的讲“十年以来，从未加赋税，从未借债，人民负担尚轻”。
诚然，杨增新治疆并非无懈可击，“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治理西域，听上去没有“开明治疆”时髦。大陆史学界对杨增新的评价，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报》在杨增新遇刺身亡后的评论上，重复地给杨贴上“保守落后分子”的标签 。
但是，杨增新治疆模式，在即不需要中央财政支持，也无需武装力量维持的情况下，实现了“17年来，西域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
这种即不需要“胡萝卜”、也不需要“大棒”而实现西域稳定的“保守主义”治疆，不正是西域实现长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吗?
此人不用重兵，不需援助，还在乱世，居然轻松稳定西域，各族人民感恩戴德。
2017-03-28 皇汉公众号 皇汉
前言：西域是中国治理的关键，分离问题让人苦恼，甚至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反恐。与我们史无前例帮扶西域、西域公职人员“5+2、白加黑”(7天x24小时)式工作，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西域进入了一个分离主义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反省与探寻什么样的治理模式能够稳定西域，显得尤为迫切。
以史为鉴，或许能够找到某些答案。
近代历史上，西域治理最成功的范例，非杨增新莫属。杨增新执掌西域的1912至1928年，正值北洋军阀时期，中央政府内阁更替了近50次。
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地区，外蒙古即在这一时期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由于中央政府失去权威，“协饷”(西域财政收支不能平衡，主要支出均由中央政府的户部和税收富裕的省份拨款协助)也名存实亡。外部失去了中央支持，而西域内部危机四伏。
西面的伊犁，革命党人受内地辛亥革命的刺激，发动武装分裂，形成割据政权;北面的阿尔泰，遭受沙俄操纵的外蒙古，发动武装入侵;东面哈密有农民动乱;而在南疆地区，哥老会通过恐袭地方官员，制造恐慌。
当时，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袁大化深感无力治疆，而将执掌西域的权力私自授予副手杨增新，携带家眷逃回内地。
杨增新逐一化解危局，逐步实现了西域由乱到治的转变，在其主政的中后期，西域的武装力量更是削减到主政初期的一半。
杨增新去世时，“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
“当地老百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怀念杨增新本人和杨增新时期”，百姓提到杨时皆使用敬语“杨将军”。(1990年版《W族历史》)。这种极高的声望在相对封闭的南疆甚至延续了百年。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1986年他在若羌县遇到百岁罗布人库万·库都鲁克，老人依然不是直呼杨增新，而且使用敬语“老将军”，谈到动情处，泪水夺眶而出。
我认为，杨增新治疆模式可以概况为“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思想保守
1、对国外的宗教思想，露头就斩草除根。杨增新尤其对外来宗教势力的有极高警觉，他认为“辛亥革命后，外蒙、西藏的离心，主要是由外国人蛊惑的。”对外来宗教势力，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严防死守。1915年，疏附县知事(县长)肖鉴章因为没有对属地小阿图什庄的学校请土耳其人、泛突厥主义艾买提、卡马尔为“教习”及时发现并制止，而被杨增新革职查办。
2、对于中国内地当时兴起的新思想，则寄予屏蔽。杨增新在进入西域的主要关口设置管卡，其功能之一，就是截留宣传内地新思想的宣传品。杨增新甚至命令邮政官员，故意延迟内地报纸在西域的发行时效，包括迪化(乌鲁木齐)在内，能够看到都是半年以前的内地报纸。
如果让现代化的先进民族解放思想传播去西域，后果不堪设想，民族分裂不可避免。
二、宗教信仰政策保守
“从前服官甘肃，习知回教底蕴”的杨增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基础上，对宗教信仰采取了“积极维持现状”的政策，主要表现为：
1、只允许教民到官方认定的清真寺里信奉正宗绿教，而严禁“另立教派、私立门户”， 坚决清除“私立道堂、在家聚徒念经”。
杨增新谕令阿訇：“阿洪为传教之人，礼拜寺为念经之地，所教之经，以谟罕默德天经为正宗，自昔至今，由来已久，人民亦各相安，从未有私开道堂秘密传经之事。”
固化宗教格局，防止新宗教解读思想，为后固化传统宗教人士的既得利益做好了稳定的基础。
2、不准建新、也不准翻修清真寺。
他认为，“各属城乡礼拜寺甚多，回缠(对西域地区信仰绿教居民的旧称)人民自应入寺礼拜诵经，何得格外复立道堂?即考之回教经典，亦无此项名目”。因此，指令各县知事查封新建之道堂，并将其拍卖，所得钱款归捐建者。
通过强调宗教经典的传统性，否定了新清真寺的建立，这充分体现了杨增新对于绿教的了解，通过绿教教门传统本身的习惯，来达到以绿制绿的效果。
这是现代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充分解读绿教，利用其教义去制衡本身。
3、固化上层宗教人士的世袭的特权。
“查缠民笃信宗教，尊重阿洪，为牢不可破之习惯”。公众场合，杨增新座位两边必定是阿訇，以此通过对宗教人士的尊重，烘托对宗教信仰的尊重。与此同时，杨增新对阿訇有两个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阿訇跨地区传经布道，此举从源头避免在西域出现像伊朗霍梅尼那样一呼百应的宗教领袖;绝对不允许阿訇私自接触外国人。
很多人并没有区分宗教分离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宗教人士与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宗教人士是因为既得利益并没有被满足，而民族分裂主义者，则是向往本民族的分裂，达到民族国家的目的。
换句话说，宗教人士是可以被收买的和控制的，而民族主义分裂者，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就不可能被收买。杨增新并没有推行现代化，所以西域自然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是保持在传统的宗教社会。
而宗教社会的宗教人士被杨增新彻底的满足其利益，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没有分离砸自己饭碗的动力。宗教可以成为分离主义的隐患，也可以成为愚民统治的利器，关键是你怎么利用。
在杨增新的保守宗教政策下，宗教基本上发挥“晓劝回民(泛指信仰绿教的中国人)，遵奉天经，各安本分” 作用。
三、经济政策保守
从北洋军阀、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官吏普遍有新建大项目、大工程来标榜现代化的强烈冲动。杨增新是罕见的例外，他认为官方投资的大工业工程近于垄断且易造成亏损，于民生无益。
其主政时期，不仅没有发展任何一个大工业工程，反而将亏损的官办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这种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了让利于民的效果。
杨增新时期，西域的民营轻工业得到了很到的发展，出现了出口创汇企业。如阿图什的穆萨巴尤夫家族皮革厂的产品成功行销欧洲市场。
杨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杨增新是西域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即没有启用其老乡和门生故吏、也没有让自己的亲属插足西域事物的西域主政者。
因为杨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够以国家分裂的后果来警示西域官员：“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
同样，因为杨增新自身的清廉，其开创了“民告官”的“邮禀”举报制。回缠百姓控告官员，只需贴上邮票寄来，无需躬递。凡官员遭举报，轻则立即查办，重则先撤后查，倘若查无实据，不追究控告者责任。
与此同时，在大幅度削减官员数量后，杨增新推行“高薪养廉”制度。虽然西域官僚的薪酬是内地同级官僚的数倍(也有资料称是内地的十倍)，但是由于西域官员数量被大幅削减，整体并没有增加财政支出负担。
杨增新曾经自豪的讲“十年以来，从未加赋税，从未借债，人民负担尚轻”。
诚然，杨增新治疆并非无懈可击，“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治理西域，听上去没有“开明治疆”时髦。大陆史学界对杨增新的评价，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报》在杨增新遇刺身亡后的评论上，重复地给杨贴上“保守落后分子”的标签 。
但是，杨增新治疆模式，在即不需要中央财政支持，也无需武装力量维持的情况下，实现了“17年来，西域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
这种即不需要“胡萝卜”、也不需要“大棒”而实现西域稳定的“保守主义”治疆，不正是西域实现长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