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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清末以来中国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摘要]清末以来先后发生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历史证明：“国进民退”没有持续性，“国民共进”才是人间正道。

　　清末以来，中国发生过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如今山西省对煤矿的整合重组虽然结束了，但又一场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却远未止歇。事实上，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各项刺激经济政策和投资，主要作用于国有企业，新一轮“国进民退”大有潮涌之势，对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及未来信心是很大的打击。

　　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在国民经济格局中，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是必要的，片面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清政府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这些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他们在经营上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1894年到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看，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盛宣怀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在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抗战头三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这场“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及至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但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财政崩溃、民心思变和军事失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

　　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运动，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信心，在巨大的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对资改造”在 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历了一轮否定之否定。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向1954年宪法回归，《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政策毕竟不能代替法律，建国以来政策上的多次变化，给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了无数折腾。就历史上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政府中多有先例。因为只有取信天下，才不会导致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

　　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我们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受到不平等待遇。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通吃，成为某些人遵奉的潜规则；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这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或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去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以往的投资偏向金融、商业投机而不是实业振兴，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前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去年楼市的非理性狂涨，已使80后、90后的新生代，终生买不起房；这些都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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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君：中国梦

　　经过歪理邪说长期洗脑，反复愚弄，某国人口虽多，在我看来99％以上都是傻子和骗子。很多猪狗不如的东西，它们也来和我说话，开口就是毛贼那一套，不是爱国就是卖国，动辄上纲上线，真是愚不可及至死不悟。所以说专制和愚昧、骗子和傻子是相辅相成的，可怜与可恨也往往连在一起。邪教不灭，体制不改，某国会好，日从西出。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8

　　【中日差距】我不得不说，现在的日本领先中国很多，它从古至今总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包括武士道精神在内的很多东西源出中国，但是日本继承建设发扬得远远比中国好。中国真是多灾多难，外来的好的东西到了中国，往往不接受，汤水不进，即使接受也变味走样；外来的邪教歪理在中国却大行其道，例如虚伪残暴洗劫天良摧残人性的幽灵主义僵尸制度至今为害未绝甚至变本加厉，谈何民族复兴？折腾而已。日本武士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孔孟之道，而汉唐宋明的影子也只有现在的日本才能观赏依稀仿佛、揣摩风采神韵。从物质到精神，从环境到人心，客观对比一下，中日相差悬殊确实很难接受，但又不得不承认。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人更是在某个组织统治和推动下，整体彻底发了疯中了邪，甚么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的大运动大破坏，简直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自我阉割自我毁灭，好的东西基本败光，坏的东西不断增长，你说怎么追得上日本？日本早已走出历史完美蜕变，在二战结束后的废墟上重新建设与发展，可以说是凤凰涅槃圆满超生，早已被世界公认为文明法治的先进现代化国家，中国呢？首先是民族精神，日本是从未断绝，中国是断了将近七十年，大部分中国人从炎黄子孙变成了黄俄孙子，这是现代当代

　　中国始终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8.

　　八十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辛苦拖延辛苦准备了六年后，中日全面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这是世界大势所趋，是中华民族宿命，也是人类共同业力使然！我们今天回顾纪念惨烈全面的八年抗战，除了尊重事实，深切缅怀民族英雄蒋中正和几百万国军烈士几千万伤亡平民之外，除了感谢美国等盟国援助和协作之外，必须清醒认识到：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国至今仍然没有战胜日本！二战结束已经超过七十年，日本早已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但是中国除了暂时基本解决温饱、房子增多增高、街道增多增阔之外，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如文化、科技、政治文明等等几乎毫无闪光点和竞争力，落后腐朽的理论、僵化低效的体制、无耻自私的官僚，一切的一切，并无实质改善，甚至今不如昔。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上面又是慈禧，下面又是义和团，甚至不如民国，倒退到满清王朝末年。这是什么缘故呢？说来说去，没有别的，三个字：党天下！我可以断言：中国今后如果仍然不走美国式民主宪政道路，那么中国国力不但毫无希望继续发展和增长，甚至不久就会极速倒退，所有成果得而复失，重新远远落后于日本。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7.

　　朝鲜这一次发射的导弹号称能够随意打到世界任何地方，虽然其中水分应该很大，但是毕竟空前地刺激了大多数良知尚存者的神经。美国强烈警告或明或暗帮助朝鲜的国家，甚至指名道姓威胁准备与中共国停止贸易，不惜自身也会遭受经济损失。由此观之，情况无疑是相当严重了，某政权的内政外交大计，也确实令人费解。内部是社会矛盾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增多聚集恶化、腐败程度又早已是宇宙第一，资产资金大量外逃达到惊人地步，简直是早已掏空；外部是所谓的敌对势力不少反多，不知怎么回事，别人都不对就自己对。然而看形势发展下去，美国不发动规模空前巨大、花费空前巨大的战争是不可能解决朝鲜核武和朝鲜中远程导弹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了。这个大仗无法避免，晚打不如早打，一旦打响，必将引起世界格局极大改变。另外我个人以为，中俄即使联手战美，也必将惨败！目前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妄想依靠俄罗斯与美国对抗，那是大错特错，必将损失惨重懊悔莫及。因为俄罗斯是靠不住的，中国有句老话，靠山山要倒靠水水要流，何况俄罗斯的祖传劣根性远远不如山和水呢？中国吃苏俄的亏还不够吗？现在，文明理念、核心技术、先进体制、强大战力、综合国力远远领先于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警察，是正义的代表，与美国为首的文明力量自由世界耍赖玩小聪明、与美国为敌，必死无疑！或许是地球上人口太多了，天意如此，要迅速大量减少？我们可以拭目而待！善哉善哉，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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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现代化国际化的问题，具体说就是现代当代政治文明的问题，而政治文明的问题并不复杂，只是基本概念和关键基本概念相互关系的明确与执行。基本概念例如国家、政权、政党、民族、民主、宪法、法治、人民、公民、行政、司法、立法、监督等等，很简单的几个问题：1.国家与政权，国家与政党是否等同？宪法大还是政党大？2.什么叫人民，什么叫公民？如何才算代表人民，凭什么代表？是凭人民主动授权代表，还是凭武力支持，无耻地强制代表？3.行政执政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是来自公正公开公平不怕监督，还是来自武力支持，不听命令就抓就杀？4.人民也好，公民也好，如何参政议政？如何监督和参与行政、司法、立法决策等等国家大事？有没有知情、批评、质疑、建议、请求、要求、请愿、抨击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怎样保证？润良以为，时代发展到今天，所谓的政治早已不是第一问题，第一问题是文化和经济，政治应该为文化经济服务，为民生福利服务，为真正实现法治服务，而不是相反，仍旧搞政治正确政治挂帅那一套。能够持续高效地保障和促进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才是最大的政治最好的政治，这才是文明政治光明政治。如果一切为了巩固小集团统治维护小集团既得利益，甚至不惜牺

　　牲和破坏整个国家的文化与经济发展，那么这种政治就是真正的反动政治黑暗政治，而当政的人无疑就是真正的民族罪人汉奸国贼。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9.

　　目前的毛泽东粉丝们还有很多，一是极其愚蠢盲目地习惯地尊重敬仰，可谓迷信，傻子毛粉；二是内心明白真相，但是别有用心地口头歌颂表面称赞，藉此保持所谓的政治正确，摇尾乞怜，讨好有权势的毛粉，直接与利益挂钩，可谓奸诈，骗子毛粉。至今仍然迷信毛的人，是因为长期受到片面信息的洗脑，他们的思维习惯思维逻辑几乎僵化，固定不变，即使面对正确的不同意见，也完全不接受，主动义愤填膺地为毛贼辩护；甚至根本不愿看不愿听不愿思考大量毛的罪证，这就是不可救药，等于尚未断气但又奄奄一息的准死人，行尸走肉，虽然可恶，其实也有点可怜，糊涂一世至死不悟。而骗子毛粉相对来说就可恨多了，他们继续愚民，重复谎言，说一套做一套，明知故犯，可谓真正汉奸国贼。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11.

　　这几年来，很多网络上放出的所谓的中国官媒文章，不约而同有一种奇怪的标题，动不动就是说美国吓傻了，日本惊呆了，或者就是某某总统求饶了等等。这种小儿科似的极不严肃的论调语气在我看来完全是装疯卖傻，对读者极不负责任，这种文章实际是暗示国人似乎时时刻刻有很多敌人在准备侵略中国，而中国又不断飞跃发展，似乎达到了惊人成就，即将独霸全球的样子。实际完全相反！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是一种畸形发展，透支发展，没有计算和补偿成本的发展。例如：假使彻底修复已被破坏和污染的环境，彻底处理治理废气废物废水，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无疑是海量的，几乎可以抵消所谓的经济成就表面繁荣。另外，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并未富裕，民生福利社会保障与世界主流社会相比，相形见绌，简直有天壤之别，有什么资格和脸面说什么中国崛起了，万国来朝了？中国的经济一直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很多东西经不起仔细推敲，本质上没有公平竞争，也缺乏持续的根本的发展动力，甚至有人坚信这种非驴非马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会崩溃。目前集中掌控了中国绝大部分财富的权贵集团既得利益者，以人民的名义热衷投资海外，一方面是好大喜功喜欢出国际风头另一方面是假公济私转移非法所得，至于赚不赚钱，它们不在乎。它们无视国内严重的成堆问题，天天寻找敌人制造敌人，恐吓一般人民，实际仍旧是毛泽东时代那一套愚民政策的翻版，无非就是告诉刚刚解决温饱半温饱的中国人：你们都要无条件听话，不许乱说乱动，一切支持和服从我们统治，否则就要变成亡国奴，就要死光死绝。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13.

　　1949年后，毛泽东主要依靠暴力横空出世，结果饿死斗死杀死折腾死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中死于战事者。庄子云，圣人不死，大难不止，这个说得非常正确。这种表面上的圣人也好元首也好领袖也好，实际就是魔鬼，正如洪秀全希特勒斯大林也一样，是血海狂魔，它们横空出世，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私，不择手段毫无底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民众就要大倒其霉。古今中外无数事实充分证明，搞人治不搞法治，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非法无理地限制和剥夺基本人权民生福利，是标标准准不折不扣的歪门邪道歪理邪说。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世界上只有民主宪政才是唯一正道。现在的中国假使弄错了方向，继续加速倒车，必将重蹈覆辙一塌糊涂。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15.

　　中国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代化和国际化，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最恰当做法就是承认和推行普世价值，尊重和遵循经济规律。前几年有个著名的中共红二代在西南大搞唱红打黑，很多很多各界大佬为他站台，呼风唤雨乌烟瘴气，大有毛泽东再世的感觉，号称勃起来了。结果勃而不坚，坚而不久，一个捕头夜奔，使所谓的重庆模式沦为笑柄。这也是天意，时代是应该朝前发展，搞倒退搞二次文革完全是封建复辟，完全是与法制精神相违背，注定失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目前正是十字路口，形势未容乐观，思之令人担忧。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16.

　　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其文明程度的评判标准离不开公道二字。公道从何而来呢？首先是政治公正。不幸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变来变去始终都是专制独裁权大于法，家天下党天下。所以中国特别奇葩，中国人特别可怜又特别可恨，历朝历代虽然都号称必须公正，实际难得保持公正，因为权力的取得本身就不公正，权力的使用又如何能一直公正呢？官员只为朝廷卖命对上级负责，为民办事只是附带而已，有时只要上级认同朝廷嘉奖，即使祸国殃民，照样去做。所以每个朝代的官僚集团既得利益者最后无一例外越来越腐败，积重难返，无力回天，直至整体天良丧尽。历史上的中国，一会叫这个朝一会叫那个朝，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两样，换种称呼而已，明明有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宪政制度就是不能采用，实际可以简称为中共国三个字，最贴切。所以不做官的良心未泯的读书明理人，有义务带头说真话说实话，振聋发聩唤醒群迷，这是民族与社会仅有的一点点元气，是追求和保留公道的最大动力和希望。如果大家都不说真话说实话，那么将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整体彻底变成猪的国家猪的民族，只考虑饲料不交流思想，见义不为普遍沉沦。将来如果是改朝换代重现历史周期律倒还好，就怕事情坏到不可收拾，神仙束手。到时老天爷

　　一看，会说，算了，自作自受，让他们都灭了吧；佛祖一看，也会说，罢了，我也超度不了，让他们都进地狱吧。那就是谁也没办法，后悔莫及，共同犯罪共同业力。不过自私自利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桀纣之君为虐之官以及轿夫吹鼓手们，它们的罪孽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照理应该都堕入无间地狱，永远不停受苦受难受酷刑。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17.

　　中共人数众多，现有党员八千万，但是真正能在他们党内高端平台核心圈说得上话的，估计十万分之一也就是八百人恐怕还不到，集中了的民主实在有意思。说得上话也不一定有用，还要看影响力。而既素有道德良知，又富有才华声望政绩资历专业能力者，可谓少而又少。所以总数再大，不要说八千万，哪怕八个亿，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事实上，任何一个组织的运作，不管是政党也罢国家也罢，最重要的是议事决策生存发展的运行规则，假使一派独大始终暗箱操作帮会模式，始终缺乏足够的批评势力均衡牵制，那么整体闯祸造孽的可能，必定挥之不去。毛时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就是铁证，毛每次决策发动，中共党内当初多少人反对呢？即使内心不同意，面上也不敢反对，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如今应该普遍认识到：权力容易使人堕落和犯错，人性经不起考验，所谓的私德公德也必须由法律法规相辅相成地监督和制约。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统治者，是无法一直正确的，谁掌权都一样，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汤不换药的历史腐朽老套路，何况好心也能办坏事呢？中国这么大，家长制一言堂真的合适吗？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19.

　　匹夫不可夺志、天子呼来不上船，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到民国，仍然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可惜1949年以后，秦始皇加马克思、洪秀全加列宁斯大林一起祸害，终于彻底整体摧残阉割奴役征服了知识分子们，这是非常可悲的，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如今好不容易逐渐又有敢说真话实话的读书明理人，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包容和尊重，假使依旧宁左勿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管好话坏话，一概听不见、一概不许说，我看这国是不会好了。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20.

　　四千中共党内老干部在三十多年前就基本达成共识，全面彻底地否定了毛，这是他们从实际经历总结出的血的教训。可惜邓小平无视事实，以长官意志强加于人，不是客观总结而是主观定调，搞出的决议，非驴非马，奇葩四不像，这也是他智慧勇气仁心格局都不足的极好证明。所以邓的历史地位与蒋经国相比，只会越来越低！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看清现实，争取未来。但是研究本身，第一就是尊重事实，独立思考，一定要允许批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22.

　　世界上最新最强的航母，美国福特号航母已经正式服役，对于追求民主自由崇奉公平正义的正常人来说，这是天大喜讯；对于顽固坚持独裁专制、无耻残暴、自私自利的阴暗统治者来说，这是强烈威慑。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祝愿福特号航母早日轰平消灭地球上残存的一小撮独裁者及其五毛走狗们。当务之急，我希望福特号航母尽快开到朝鲜半岛，尽早向金三胖及其明里暗里支持者展开毁灭性打击，替天行道。我估计一艘美国福特号的战斗力可以抵得上几百艘几千艘中国辽宁号，共军如果再犯混，到时再搞什么抗美援朝或者武力攻打台湾，那就是找死，而且必定死得很快很难看。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24.

　　印军侵犯中国领土已有一个多月了，中国大陆官方几乎天天抗议，而民间对此也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打还是不打，实际共军也很为难，中共国也很纠结。如果正式开打，印军在边境地区军力人力方面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中印两个地区大国战事一开，非同小可，影响巨大而深远，国内各种矛盾或许因此全面激化爆发，搞不好统治特权都将失去。国际方面，估计明里暗里的支持印度者远远多于支持中国者；如果不打，等于自认骗子，自认从前一直宣传的伟大光荣正确万岁、犯我中华虽远必诛、大国崛起了、世界领袖、中国梦等等等等之类高大上的口号完全都是政客们的无耻谎言、神经病患者的呓语痴话。打还是不打，真的好难。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26.

　　似乎正常的人都应该爱国，但是怎么才算爱国？官员们贪污腐败已经整体化，但是它们一直说它们最爱国并且一直指导和教育不是官员的人要爱国，那么你说究竟什么是爱国？爱的谁的国？国与党的关系似乎有点类似鸡与蛋的关系，先有国还是先有党，党大还是国大？如果国家成为某种势力的私有财产例如皇权帝制时代最典型最明显，那么这个国家就根本不值得爱，普通民众也没有资格去爱。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29.

　　【我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中国大陆中共国现在和将来可能面对的最糟糕局面，非常棘手，几乎不如明末和清末。最糟糕的局面是朝鲜、印度、蒙古、新疆、南海诸地同时发难，糜烂不堪，四顾不暇。很多人不相信朝鲜会不利于大陆，这是愚蠢和短视。实际上朝鲜很可能随着核武和导弹技术实力的迅速提升，走讹诈之路，有那么一天，它会有意无意地纵容大量朝鲜军民【可能是遭美国轰炸后的败兵难民】抢占大陆东北。蒙古，它会依仗俄罗斯支持；新疆那边，它也始终有伊斯兰极端势力觊觎；印度野心勃勃，有可能想操控西藏；南海方面，鞭长莫及，仅剩几个岛屿恐怕也保不住。一打起来，外贸断绝航海停止，大陆经济势必崩溃。这些都是外患，更有内忧着实可虑，因为官僚集团普遍腐败，腐败透顶宇宙第一腐败，民心思变简直幸灾乐祸，恨不得与官偕亡同归于尽，你说这国会好吗？为今之计，中共国唯有脱俄投美，认普世价值之理走民主宪政之路，那么一切问题迎刃而解。非但美国日本韩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余主流国家支持，而且周边国家也都不敢动不愿打，互相消除敌意，化干戈为玉帛，走和平合作共同发展之路，国内也可以一心建设以民生福利为第一之社会，届时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一小撮统治者如果继续自私自利，坐失良机

　　祸国殃民，成为彻底的民族罪人，我看罗素定律改朝换代历史周期律即将再次展现，而且是无情再现。可怜一般民众，无知无识，但愿不要罹难太多。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29.

　　牛逼吹得再大，都是空话，躲在家里发横能赶跑印军吗？昨天看到相关资料，局势比想象中严重得多。印度并非只是最近派出军队而已，而是在中国境内早已修建若干碉堡；至于南海，越南等国不但早已占有很多岛屿，而且早已在开采石油。我们目前这支贪将军辈出的独生子女共军是否真能打，打得赢，光在自己家里戏台上表演是不够的，还是要看战场上真枪实弹的较量，但愿天下无敌。中国很久没打大仗了，我希望开打，如今的我相信只有真打大打才有可能打出一个真正新中国。打吧，不打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只会欺负老百姓的恶霸强盗土匪！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31.

　　有人问：你怎么赞同打仗？我现在正式回答：有些仗是必须要打的。不是说寸土必争吗？为啥事到临头却装孙子？连自卫都不敢的部队干脆解散，那是最好。有些混蛋又说，你怎么不去打，你怎么不捐款支援军费？我现在正式回答：轮不到我去出手！如果中共党员八千万全部为国战死，到时我再考虑。因为这个国家是共产党的，共产党员才有资格首先去战斗，不要光说不练，或者热衷指挥非党员指挥老百姓做炮灰。古语说，民安国富当求战，战罢方能见圣人。我们还不是求战，是自我保卫战，一味怕输还不是事情。至于当今有没有圣人，还是开打吧，打了再说。看看究竟威武到甚么程度，世界上有几个朋友？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谢润良 2017.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