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农民身份”的公民与纳税人(在中国身份政治和户口制度下农民被视为最低端的人口)。

经过秦晖教授的思想启蒙而觉醒，我非常同意秦晖教授的观点：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西方面临的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中国的独裁专治制度正在挑战西方民主宪政制度(也就是劣币很有可能会驱逐良币)。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必须要深入了解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繁华背后更大更真实的黑暗的一面:

自从1949年中国xx党执政以来，中国的几亿农民辛苦种田向政府缴纳公粮、缴纳农业税、免费修筑水利工程、是他们为中国xx党建国之初提供了财政上的原始积累，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中国农民被迫人工流产、结扎上环、缴纳超生罚款，农民被户口制度限制在农村没有自由和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过着农奴般的生活。

1959-1961年三年期间完全没有自然灾害，就因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政策，导致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变本加厉的虚报粮食超高产量，拼命搜刮农民的剩余口粮上缴国家粮仓，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饿死四千万农民的悲剧，我的外婆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代农民进城从事建筑工、环卫工、清洁工、矿工…等最累最脏的工作，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第二代农民进入红色血汗工厂当工人，为全世界制造廉价商品，由于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为他们争取劳工权利，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口的工伤、失业、医疗、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他们的子女因为“农民身份”的户口和“学区房”制度而被迫回农村上学，导致中国出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的悲惨状况。

现在第一代农民已经年老失去劳动能力，他们被无情赶回农村拿着每个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艰难度日，而城镇户口的最低标准每月2000多元是农村户口的二十多倍，xx党高官享受特权福利每年的医疗保健费用高达几百万元，正国级干部一年的旅游费用就有一个亿。

正是这两代中国农民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才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农民群体的零福利在国家财富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再分配的过程中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剥削变成负福利，而xx党体制内的公务员和高官的福利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高到特权高福利。


xx党政府利用这些“低权”“负福利”的农民廉价劳动力“优势”吸引大量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让中国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红色血汗工厂。

中国xx党政府利用中国几亿农民弱势群体的“低人权”“负福利”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在全球化的贸易市场进行不公平竞争，只有中国的“低人权”和“负福利”状况得到改善，才有可能解决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逆差。如果认为几亿中国农民群体的“低人权”“负福利”和民主国家没有关系，那将逐步导致民主国家劳工的人权和福利降低(如美国左派政党开始提出缩减福利保障的政策)，因为资本都是逐利的可以自由流动，试问哪个资本家不喜欢像中国这样没有强大工会组织的劳动力市场。

如果中国“农民身份”的劳工人权和福利不能逐步提高向民主国家劳工看齐，那么民主国家的劳工的人权和福利就只能逐步降低向中国“农民身份”的劳工看齐(这点可以从纪录片《美国工厂》就可以看出)。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在享受了近四十年的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和经济利益后不能视而不见这背后其实是一部中国“农民身份”的劳工血泪史，

请不要再对中国xx党抱有幻想和实行绥靖政策了，在关注新疆、西藏、香港和民主人士的人权的同时更要关注几亿中国农民的“低人权”“负福利”状况。

民主国家应当不断施压和督促中国xx党要求提高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和农民群体的福利保障、启蒙中国人的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协助弱势群体成立独立的工会组织、学习波兰团结工会福利问责、倒逼财政公开、预算透明，最终让中国逐步走上宪政民主之路。

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对于全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尤为重要，同时也是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无法逃避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地球公民。希望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一起努力让宪政民主战胜独裁专治、让良币战胜劣币、让这个世界更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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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 基层公务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此为中国公务员考核的真实写照)

(基层公务员虽然也是中共的工具人，但是其福利待遇、社会等级，相比真正的底层人民却要强上不少，而且还能仗着自身公务员的身份，吃拿卡要欺压更底层老百姓，当然他们也会受到中共的压榨)

七等:底层人民，又称牛马、人矿

(整个中国真正被压榨最惨的阶级，他们的收入、产出，往往都要受到多重压榨，如:政府的高额消费税收、领导老板克扣、奸商欺诈、无用的社会保险、虚高到离谱的房价、等等等的层层剥削)(他们连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纳税人”这件事都不清楚)

(在中国任何的原材料、商品、消费，都是有高额消费税的!物价越来越高，也是因为中共的消费税比例越来越高，但是中共从来不会标明)

(他们也不明白，之所以会有高到离谱的房价，是因为政府以高价出售土地经营权给开发商，导致开发商不得不以超高的价格出售房屋)

(所以卖高价房，一直以来都是中共的主要营收方式，甚至中共还不允许开发商私自降低房价)(他们拿着全世界最低的劳资收入，却要承受全世界最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

(当然最可悲的是，他们却是中共这个封建政权的忠实拥护者，从小被红色媒体教育洗脑的他们，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是:纳税人权利、自由、民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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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讨厌社达理论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实际上把人类社会中的小概率事件当成了必然。比如一个出生寒门的小镇做题家，最终通过读书阶层跨越，逆天改命。这肯定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残酷筛选后的幸运。因为努力之后依然困苦的小镇做题家其实更多。你光记得那个金榜题名的穷书生改变了命运，不记得还有千万一样拼命的穷书生潦倒终生。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的成功其实放在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它是小概率的事件。大部分成功的，其实还是有家底、有背景的人。普通人受限于个人天赋和实际机遇，其实无法自行把握命运，更多是无力的随波逐流。他们看似暗淡的人生，跟不努力不奋斗没有关系。蚂蚁再勤劳，也只有一个蚁后。

光看吃苦耐劳的话，我们中国人的祖辈早都应该发达了事实上是他们吃了一遍又一遍的苦，依然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在正常的文明制度保障下下，这样的普通人，即便不足以成功，也应该不至于挣扎在温饱线。

所以作为普通人，我们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如果能够摆脱底层，其实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的。它可以证明我们的能力，但不足以证明这种能力和改命的必然联系。不要因为自己的运气，就觉得别人的困苦是因为不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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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往事之立案》:在中国为什么很多诸如强奸之类的公诉案件，会在基层派出所中以民事调解开始?这就涉及国内公安普遍存在的立案潜规则。

我负责过辖区各类刑事案件的统计分析，接触各种一手资料。一个地方的刑事案件发案一般来说是一个有规律的数值--它和区域的流动人口、经济水平甚至季节有关(比如夏季的斗殴、伤害、强奸案就多过冬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领导为了追求政绩，会强行要求刑事发案每年不能高于多少，甚至要求下降。

在实际发案数据不可能大变化的情况下，怎么做到让领导满意呢?那就只能在立案上动手脚。比如某一年，我们辖区内的派出所，平均下来每个派出所每个月只有30宗刑事案件的立案指标。但是对于一个管理几十万人口的派出所来说，这个数据肯定做不到，光是盗窃案一个类别就超标了。很多基层派出所由于受限于立案指标和绩效考核，只能玩所谓的“不破不立”。诸如诈骗、盗窃之类的案件，如果情节不严重，一般就拖着不立案。再比如上级要求“命案必破”，但是现实中总是有疑难命案破不了，那怎么达标?只能把有些杀人案降一档，按“故意伤害”来立案。破了再立故意杀人。

这就是很多基层派出所面对诸如大同订婚强奸案时，第时间会选择调解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