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在河南宝丰出生并长大的美籍华人,1998年10月13日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 0 0 3年,宝丰县委、县政府将早已消失的崔琦旧居于原址重建,土坯房改为砖房,屋顶则依然是茅草。10年了,路边指示牌上“崔琦教授旧居”几个字已经斑驳,但多次从美国往返中国内地的崔琦还是没有回故乡看一眼。

崔琦,在河南宝丰出生并长大的美籍华人,1951年赴香港求学,1958年赴美深造,198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1998年10月13日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感觉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为那里是伤心地。 ——— 崔琦外甥王达人

如果我不出来……我父母就不会死。——— 崔琦

47岁的崔明安是崔琦的堂侄。他现在是崔琦旧居的守门人。

距离河南省宝丰县县城大约十公里,就是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的出生地———肖旗乡范庄。2 0 0 3年,宝丰县委、县政府将早已消失的崔琦旧居于原址重建,土坯房改为砖房,屋顶则依然是茅草。10年了,路边指示牌上“崔琦教授旧居”几个字已经斑驳,但多次从美国往返中国内地的崔琦还是没有回故乡看一眼。

崔明安用钥匙打开旧居大门,带记者进去参观。前面是“崔琦教授事迹展览馆”,馆后还辟出一小片花园。展馆内除了以四个展区、用图片与文字呈现崔琦事迹和旧居重建经过外,还在橱柜内放置了“崔琦教授少年时期曾经用过的油灯”等物———实际上崔琦用过的油灯早已无处可寻。

诺奖得主,成为河南宝丰的荣耀。宝丰县领导曾先后两次赴京,与来访的崔琦教授面谈,希望他回家乡看看。崔琦一直推脱。

“他虽然没有详细说,但我感觉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为那里是伤心地。他父亲大跃进期间是在那里饿死的。他对外的说法是:父母永远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于形式。”崔琦的外甥王达人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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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之子

崔明安的父亲崔高祥,生于1936年,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抓壮丁,失去消息;在1942年的大灾中,母亲又去世了。他开始以讨饭为生,后来住在亲伯父崔长生家一起生活。

崔长生是崔琦的父亲。据崔高祥介绍,他和崔琦同岁,但崔琦比他生日靠前,他叫崔琦哥哥。

这牵涉到崔琦的生年争议。据崔琦展馆介绍,他生于1939年。这也是崔琦对外的通行说法。生于1933年的范庄小学校长金克敬说,曾经有北京记者在范庄采访后,就年龄问过崔琦,崔琦落泪说记不清了。

一种可能性是,崔琦1951年离开内地去香港时,将年龄从15岁改为12岁。

在去香港之前,崔琦的家庭面临新政的冲击,他已经中断了学业。

据展馆说明,崔琦的父亲崔长生以种地养家,母亲王双贤出身书香门第但识字不多。崔琦的三个舅舅王治军、王治安和王治环,均是当地精英,其中王治军1906年赴日留学,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王治安曾任宝丰县教育会会长;王治环为河南省教育厅督学。

“刚解放时范庄大概有300户人家,有2户被定为地主,4户被定为富农。”崔高祥回忆,崔琦家里养有一头驴,崔父种地之余,还赶着驴子去宝丰县城买煤,走村串户去卖。煤驮在驴身上,崔父自己也背上七八十斤。崔琦家土地不多,后来他的舅舅又帮忙置了一些,解放时被定为富农,平分了土地。

“在范庄,批斗时用棒子、石头,有这种情况。但没有那么严重。崔琦家一生都劳动,只是土地比别人多大约十多亩,有部分租给别人种。土改时,土地给分了,他舅家送的一些衣服首饰也给分了。”金克敬说,解放时崔琦家共三间房,其中一间坍塌,一直没修缮。他家并不是很富裕,也没有“严重剥削”,崔父是老实人,不是“恶霸”,没有压迫人,所以土改时没有专门针对他的批斗,只是在地主富农统一的批斗大会上亮相。

按金克敬的说法,土改时崔琦家的家财,都是主动上缴,并非农会抄家没收。网上有文章说,当其父亲仅有的一件长袍被没收时,崔琦跪地哀求,但毫无效果。当时也在现场的崔高祥欲言又止,不愿证实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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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乡赴港

金克敬家距离崔琦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两人小学时在一个学校就读,后来金克敬去了县城唯一的中学读初中。崔琦则于1949年前后从高皇庙小学毕业,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附近小学当代课教师。

“崔琦在他舅舅家住了一段时间,在那读书。回来后没有再上学,但学校打钟、吹哨他都能听见,没事时他就坐在教室门外的土墩上,听老师讲课。有时老师提问,全班同学答不上来,老师就叫崔琦回答。他还曾到教室里黑板上演算试题,能说出个所以然。”金克敬说。

崔琦的高智商,在年少时即有体现。金克敬和崔高祥在接受采访时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土改时有一次丈量土地,两个识字少的老人不太会算术,叫他帮忙。老人每量完一个数字,就知会他一声,他也不记账,只在一边和小朋友玩游戏,土地量完后他算出的结果准确无误。

土改时金克敬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他记得以前崔琦家有时烧红薯还给他吃。但他在高小毕业后,去县城读完了初中,“带着玉米、柴火,自己做饭,学费很少,吃住都在学校。”为何崔琦却中断了学业?金克敬说,这和崔琦的富农家庭成分无关,但具体原因不详。

崔琦的二姐黄崔珂1999年在《舍弟崔琦往事》一文中回忆说:“1950年,村中进行土地改革。有一次,因为父亲说话不慎得罪了‘上层’乃加之以罪,遂召集群众进行批斗。他(崔琦)闻讯,虽是童子之年,却不顾一切后果,愤然代父出现于斗争会上,为父申辩。一切迎刃而解,使父亲免受批斗之辱。此事后,母亲为儿子前途做长久计划,最后做出痛苦决定,让爱儿独自远赴异乡,至北京再转至香港与吾会合(时我家已于1949年到香港)。”

崔琦有4个姐姐,其中4姐在十二三岁时夭折。刚解放时,二姐、三姐去了香港,大姐(王达人的母亲)则在北京工作。

王达人说,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崔母王双贤决定让崔琦投靠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崔母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金克敬回忆,崔琦走之前,没有告诉其他朋友,唯独知会了他。那天清早,金克敬陪同崔父崔母将背着小包袱的他送到村口大路上,崔琦落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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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死

崔琦从河南宝丰县去了北京,在大姐家里没住多久,就去了香港。“主要是来北京办出境证件,在河南办不了。那时刚解放,估计去香港还比较容易。”王达人说。

他去香港后,一直到“文革”前,崔琦的大姐也时或与其通信。“一般一年一两封左右,我舅舅(崔琦)写得少,一般是我二姨、三姨写,他有时附带着写一下近况。”王达人说,这些信并没有留存下来。

王达人介绍,崔琦到香港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一要学说广东话,二要学习英文。他的三姐便让他先在荃湾小学重读六年级。刚开始时,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及生活拮据等原因,崔琦异常孤独、苦闷,强烈思念在家乡的父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渐渐地崔琦的一颗浮动的心才平静下来。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崔琦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学,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而在家乡,他的父母亲则因境外的这些亲戚关系,而遇到一些麻烦。但崔高祥和王达人均表示,这个影响并不大。

1958年,大跃进开始,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受到一次批斗。“那时不论理嘛,个人家的锅碗瓢盆都没收了,因为他是富农,就讹他,向他要钱。他哪有钱给?好几个晚上都批斗他。没有吊起来,但拿棍子打他打得可狠。”已经在一两年前分开单过的崔高祥说,他当时外出淘铁砂去了,并没有亲眼见到。

第二年,崔长生去世。“1959年,庄上死的人不少,吃不好又得病。倒不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但野菜、红薯干、树叶都吃光了,麦秆都磨成末,说是当淀粉吃。”金克敬说。

在大饥荒的年代,崔琦的母亲被接到大女儿北京家中。“姥姥是我姥爷去世后接过来的,说我姥爷饿死了,在河南老家吃树皮草根,一点粮食都没有。”那个时候,王达人小学快毕业了,对此有记忆。

崔母在北京住了几年,又回到了宝丰范庄。“文革”很快开始了。有一段,崔母又去了北京,直到病重返回范庄,那是1968年。

崔高祥回忆,当时王达人的母亲捎话给他,让他找个架子车把自己病重的母亲拉回来。他没有去,“因为形势不允许”,后来王达人母亲在县城里雇了辆车。崔高祥晚年为此良心不安,觉得对不住崔母。崔母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

网上有文章称,崔母去世后,大女儿“处理丧事,哭着磕头,遍求邻里,却连一把铁锹也借不到。”崔高祥称这不是事实,当时有邻居帮忙处理丧事。

崔琦第一次回内地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98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名声大噪。有一次,杨澜在采访中问他:“你12岁那年如果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来……我父母就不会死。”他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2003年,宝丰县重建了崔琦故居,并专门辟了一个展览馆,但迄今没有等到主人归来。宝丰县委党组成员郜现营说,他2012年专程去北京大学拜访在此开讲座的崔琦,邀他回家乡看看,崔琦说2013年退休后一定回来。在此之前,崔琦在家乡捐款建了一座希望小学。

在与郜现营等人的交谈中,崔琦绝口不提童年的苦难,只讲了一些记忆中美好而有趣的片段。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发自河南宝丰

(编辑:SN095)

(2013年10月23日11:11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