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的“造祖运动”

前言

少数民族的“造祖运动”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群体通过各种方式追溯和塑造自己的祖先，从而形成特定的民族认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的“造祖运动”会将不属于其祖先的人物嫁接或塑造其为本民族的祖先，即出现一种“人为造祖”的现象。

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造祖运动”往往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例如，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可能会借助“造祖运动”来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和地位，争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此外，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也可能通过“造祖运动”来塑造本民族的认同感和本民族的民族自尊、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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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祖运动”根源

少数民族“造祖运动”的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后倾帝国建立后基于苏联的民族识别理论而执行的民族识别政策。后倾帝国在“1953年，首次人口普查发现，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个，仅云南一省自报有260多个族别。”因此面对所报的民族“统计数据核实和识别清楚民族具体情况”成为帝国的“重要工作之一”。

基于后倾帝国的民族识别理论依据“民族识别就是通过对一定地域内、一定时间里的人们共同体的特征进行识别，确定其民族属性和民族成分，是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的基础工作”。故而在1954年，帝国“首批识别了38个少数民族”；在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中，再度识别了15个民族；“ 1965年识别珞巴族、1979年识别基诺族，至此全国共识别了55个少数民族。”[1]黄光学在答《民族团结》记者问时指出，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今后“不再在大片地区进行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工作”,标志着帝国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

一方面来说，民族识别是少数民族族内认同的基础，同时也进一步为少数民族日后强化民族认同和追寻、回忆祖先的“造祖运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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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祖运动”

建国以后，政府积极推动各种少数民族政策，其基础是民族识别与分类。民族识别、分类的基础，则是民族史与民族志的研究成果。历史与民族志知识，通过国家教育深入村寨群众之中，如此也强化了民族识别与区分下之族群体系。因此，少民的的历史与文化不仅受汉人关注，也受少民知识分子关注。

经过建国二十年以来的民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少民知识分子群体，并且这些少民知识分子开始涉身其本民族事务。由于许多少民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偏远山间村寨，出于民族认同，他们热衷于学习并研究本民族历史，进而产生“造祖运动”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某个民族，而是其他少数民族均有。

以羌族为例，他们（羌族知识分子）在“学习代表社会主流之学者所写的「羌族史」，他们也在本土记忆如端公经文与地方传说中，找寻可与典范历史相衔接的轨迹。他们相互讨论、辩驳，并在言谈间、在文字上，表达他们对本民族历史的看法”。

因此，开始了其祖先的构建，即“人为造祖”。大禹和秦蜀地的李冰均为治水“英雄”或能手，而现代的羌族则普遍认为大禹和李冰均为羌族的祖先。因此，也将羌族视为汉族的拯救者，并且将“治水”视为羌族承袭自大禹、李冰的本民族文化之一。

以回族为例：回族的知识分子将不属于其本民族的人物，例如朱元璋、徐达、常遇春、马超等人通过历史改写，将这些人塑造成为与其本民族具有同质性的民族特点或者民族风格，进而将这些历史人物认定为其本民族的一员，构建起本民族的民族记忆、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

与此同时，这些少数民族在“人为造祖”的过程中必然会通过某些表象所表现出来，而这种表象必然与其对祖先和历史的关注和研究、归属感和认同度、传统价值观的坚守、参与民族组织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甚至可以反映其本民族民族主义的极端与否下面是具体的体现：

从其对祖先和历史的关注和研究来看，根据上图明显可以看出有关蒙古历史的书籍类数量超过了1000，其后的排序为藏族、壮族、彝族、苗族等。

从其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度来看，据以往其他学者的研究，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度以宗教性民族（维、回）为第一；以非宗教性民族（蒙、满）但以前建立过少敏全国政权的为第二，这些民族似乎并未与宗教捆绑，但是其本民族却有着宗教徒式的狂热，对于其祖先的“功劳”和“辉煌”以教徒式盲目崇拜并加以推崇。

从传统价值观的坚守来看，很多少民在坚持帝国建国以后发明的文字（当然也包括一些本就有民族文字的民族），出于现代社会信息技术普及，少数民族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普及、宣传、教育其民族的成员，并且鼓励他们学习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

从参与民族组织和社区活动来看，各地的少数民族节日有一部分是后倾帝国官员提出的，而和少民一起强化并记忆。后倾帝国所规定的少民节日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少民的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坚守，而少民又通过其本民族的节日，将其民族的风俗贯穿于民族节日之中，并进一步深化其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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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

严格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的“造祖运动”实际上是从汉族内部亦或是汉族、少民之间灰色地带的历史人物的一种“嫁接”，这种“嫁接”表现为少民的一种对其本民族历史的不自信，以及帝国“人造民族”的尴尬，当然也不乏一些心怀恶意的少民对汉族历史的解构。而帝国官员甚至是官方对于少民的这种行为不仅予以制止，反而鼓励亦或是默许。

而官方的这种默许甚至是鼓励的行为、态度，不仅不助长了少民的这种行为，更是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也会激发少民的民族意识。可以说，近几年来少民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绝大多数与默许和纵容有关。

少民的人为“造祖”行为，诸如刻意建立其祖先雕塑以及其他庙宇、撰写其民族通史、举办大型的民族活动等等，这些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也挤占了公共空间，且“塑造”了一大批体制内少民既得利益拥护者。

[1] 李正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识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5(03):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