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文书不再规模性地公开，对法学研究与教育的影响可能还在其次。

关键在于，裁判文书公开承载着法治的目标。

司法本身属于裁断性的权力，除特殊情形外（比如涉及未成年人，涉及国家秘密等)，对案件事实、裁判结果及相应理由加以公开，原是司法的必有之意。

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个案的处理，向公众传达法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的一般信息，从而避免类似的纠纷反复出现并不断涌入司法系统。

换言之，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只有通过法条与相应裁判的公开，才能有效地实现。

我的同事何海波教授把裁判文书公开的意义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促进司法公正。司法裁判是“良心活”，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第二，提升司法公信。让人民看到，绝大多数判决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三，明晰法律规则。判例是法律的最好说明、行动的最好预测。

第四，促进社会信用。法院裁判能够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信息。

第五，辅助领导决策。科学决策有赖于良好的“数目字管理”。

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