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看世界：反恐为何如此困难？
马基雅维利看世界：反恐为何如此困难？
（本文出自《新疆长治久安新思维》，有朋友建议我先谈反恐问题，于是先更一篇关于反恐的。
反恐，就必须首先理解恐怖活动的根源。不然，反恐措施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伊斯兰恐怖主义乃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然而，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的中国，都对恐怖主义几乎一筹莫展。那么，反恐到底难在哪里？
是政府的关怀不够吗？显然不是，西方国家每年为他们国内的伊斯兰社区投入了海量福利，然而恐暴活动依然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是政府打击防范不足吗？显然不是，美国军队十几年来以倾国之力反恐，我国西域遍布警哨，欧洲以最先进的手段侦测了每一名可疑分子的活动，政府警报的神经真可谓无时无刻不紧绷，但是恐暴活动依然接连不断，且毫无弭灭的迹象。
无数冷冰冰的事实已经证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源头并不在穆民的贫穷和政府的软弱。要想真正理解反恐困难的原因，必须真正理解以下问题。
2015年11月巴黎恐袭的主犯萨拉赫·萨拉姆，为何能够堂而皇之地储备武器进入巴黎？又为何能够在实施屠杀之后从容逃到比利时莫伦比克社区？
2015年12月的加州圣贝纳迪诺恐袭作案者赛义德·法鲁克夫妇，准备恐袭有数月之久，为何期间竟未能被发现？
2016年12月的柏林圣诞市场卡车恐袭作案者阿尼斯·阿米尔，曾是被警方重点监控的恐怖分子潜在作案人，却能够轻松避开警方，长期以多种身份躲窜于欧洲各国，这是为何？
中国西域的极端分子及其家庭，在政府部门竭尽全力的安保措施下，依然能够频频发动恐袭或者举家偷渡投靠圣战组织。这又是为何？
各个国家的，各个恐袭，皆是如此，本人不便累述。
尽管专家们对恐暴犯罪的成因皆有不同论断，但是，政治自有其本身的逻辑。作为一名下村多年的基层干部和现代群众政治逻辑的理解者，我深深地意识到，单单从政府反恐本身（记住，我说的只是政府反恐本身）来说，真正造成恐袭难治的，绝非穆民贫穷，也不是警力弱，更不是技术落后，而是世俗政体下伊斯兰社区的“无政府”状态。
事实上，如果萨拉赫·萨拉姆生活在比利时政府治安力量运行良好的普通社区，他根本就不可能在不暴露的情况下招募到足够的同伙，并在恐袭之后进退自如；如果赛义德·法鲁克夫妇生活的社区是个正常的美国居民区，那么他们的作案准备很早的时候就会被揭发，至少不可能筹备得如此从容；如果阿尼斯·阿米尔只是个普通社区的普通被监控者，那么在严密的侦测下，他几乎只能躲在家里等待警方的随时问询；中国西域的圣战者们若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内地社区或者村庄，那么在他们策划恐暴的一开始，就会被当地警方或者基层干部注意到，更不用说举家奔赴圣战了。
事实上，无论今天的舆论如何渲染恐怖袭击的可怕，都不能抹杀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伊斯兰恐怖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犯罪，与其他一切犯罪行为类似，她只可能寄生于那些政府控制能力最脆弱的地区——往往是穆斯林社区。
伊斯兰教信徒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性，使其难以适应个体式的离群索居，往往热衷于群居群聚的生活。这种群聚居住的方式，配合伊斯兰教本身强大的政治意志，使得穆斯林社区在与世俗政府基层机构打交道时，具有极其庞大的政治动员能量（不是军事动员力）。由于世俗政权的意识形态对于伊斯兰社区缺乏先天正确性，也难以借助穆斯林文化中本能的道德约束力，因此，脆弱的世俗基层政府（地方基层警务人员仅有十数人，乡镇编制大多不过百人），面对随时能够聚集起成千上万人的穆斯林社区，实际上极度缺乏管束能力（不得不借助于阿訇或者宗族的权威）——这也就意味着，穆斯林社区在世俗政体下很多时候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犯罪分子的无序天堂。
法国各大城市郊区布满着大量穆斯林为主的“no-gozone”（不可进入区）；比利时的莫伦比克穆斯林社区让当地警方望而却步；英国罗瑟勒姆镇的警察不敢插手本地穆斯林社区发生的性侵案；中国西域南部的某些地方也类似如此。一旦地方政府不能实施有效管理，无政府状态和犯罪活动就会应运而生。事实上，这些无政府区域不但是恐怖活动的天堂，也是其他一切犯罪分子（很多恐怖分子是多种犯罪活动的参与者）的乐园。
所以，恐怖活动频发的根源，在于世俗国家地方基层政府在穆斯林社区政治动员力面前的事实性崩溃。这种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溃烂：它往往使得那些最野蛮好战的圣战分子，能够依托宗教狂热挟持甚至支配整个穆斯林社区，肆无忌惮地借此汲取人力和资源发动恐暴犯罪活动；与之相应的是，一个在穆斯林社区毫无管制能力的地方政府，又从何发挥基本的政府职能？又怎能防范恐怖主义的发生？
同样类似的还有广东的潮汕地区，当地宗族动员能力极其强大。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无法有效管制，以致于很多时候处于无政府状态或者直接被宗族贩毒分子所支配。
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功遏制伊斯兰恐怖活动，就在于李光耀马基雅维利式的人口政策弭平了新加坡穆斯林社区形成的可能。李光耀严防穆斯林群居，他以个体为单位安置穆斯林于世俗人群之间，敲碎了穆斯林社区形成的可能，消灭了伊斯兰社区足以摧毁政府的政治动员潜能，最终使得其国内不存在恐怖活动的生存空间。
因此，伊斯兰恐怖主义，源于地方政府的崩溃，本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一个经济和军事力量无法修补的黑洞。福利和军队永远不可能打赢恐怖主义，就像大炮永远不可能消灭蚊子一样。所以，对于反恐者来说，他要么组织一个能够在穆斯林社区充分发挥职能的地方政府，要么敲碎穆斯林社区形成的可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本文出自《新疆长治久安新思维》，有朋友建议我先谈反恐问题，于是先更一篇关于反恐的。
反恐，就必须首先理解恐怖活动的根源。不然，反恐措施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伊斯兰恐怖主义乃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然而，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的中国，都对恐怖主义几乎一筹莫展。那么，反恐到底难在哪里？
是政府的关怀不够吗？显然不是，西方国家每年为他们国内的伊斯兰社区投入了海量福利，然而恐暴活动依然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是政府打击防范不足吗？显然不是，美国军队十几年来以倾国之力反恐，我国西域遍布警哨，欧洲以最先进的手段侦测了每一名可疑分子的活动，政府警报的神经真可谓无时无刻不紧绷，但是恐暴活动依然接连不断，且毫无弭灭的迹象。
无数冷冰冰的事实已经证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源头并不在穆民的贫穷和政府的软弱。要想真正理解反恐困难的原因，必须真正理解以下问题。
2015年11月巴黎恐袭的主犯萨拉赫·萨拉姆，为何能够堂而皇之地储备武器进入巴黎？又为何能够在实施屠杀之后从容逃到比利时莫伦比克社区？
2015年12月的加州圣贝纳迪诺恐袭作案者赛义德·法鲁克夫妇，准备恐袭有数月之久，为何期间竟未能被发现？
2016年12月的柏林圣诞市场卡车恐袭作案者阿尼斯·阿米尔，曾是被警方重点监控的恐怖分子潜在作案人，却能够轻松避开警方，长期以多种身份躲窜于欧洲各国，这是为何？
中国西域的极端分子及其家庭，在政府部门竭尽全力的安保措施下，依然能够频频发动恐袭或者举家偷渡投靠圣战组织。这又是为何？
各个国家的，各个恐袭，皆是如此，本人不便累述。
尽管专家们对恐暴犯罪的成因皆有不同论断，但是，政治自有其本身的逻辑。作为一名下村多年的基层干部和现代群众政治逻辑的理解者，我深深地意识到，单单从政府反恐本身（记住，我说的只是政府反恐本身）来说，真正造成恐袭难治的，绝非穆民贫穷，也不是警力弱，更不是技术落后，而是世俗政体下伊斯兰社区的“无政府”状态。
事实上，如果萨拉赫·萨拉姆生活在比利时政府治安力量运行良好的普通社区，他根本就不可能在不暴露的情况下招募到足够的同伙，并在恐袭之后进退自如；如果赛义德·法鲁克夫妇生活的社区是个正常的美国居民区，那么他们的作案准备很早的时候就会被揭发，至少不可能筹备得如此从容；如果阿尼斯·阿米尔只是个普通社区的普通被监控者，那么在严密的侦测下，他几乎只能躲在家里等待警方的随时问询；中国西域的圣战者们若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内地社区或者村庄，那么在他们策划恐暴的一开始，就会被当地警方或者基层干部注意到，更不用说举家奔赴圣战了。
事实上，无论今天的舆论如何渲染恐怖袭击的可怕，都不能抹杀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伊斯兰恐怖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犯罪，与其他一切犯罪行为类似，她只可能寄生于那些政府控制能力最脆弱的地区——往往是穆斯林社区。
伊斯兰教信徒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性，使其难以适应个体式的离群索居，往往热衷于群居群聚的生活。这种群聚居住的方式，配合伊斯兰教本身强大的政治意志，使得穆斯林社区在与世俗政府基层机构打交道时，具有极其庞大的政治动员能量（不是军事动员力）。由于世俗政权的意识形态对于伊斯兰社区缺乏先天正确性，也难以借助穆斯林文化中本能的道德约束力，因此，脆弱的世俗基层政府（地方基层警务人员仅有十数人，乡镇编制大多不过百人），面对随时能够聚集起成千上万人的穆斯林社区，实际上极度缺乏管束能力（不得不借助于阿訇或者宗族的权威）——这也就意味着，穆斯林社区在世俗政体下很多时候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犯罪分子的无序天堂。
法国各大城市郊区布满着大量穆斯林为主的“no-gozone”（不可进入区）；比利时的莫伦比克穆斯林社区让当地警方望而却步；英国罗瑟勒姆镇的警察不敢插手本地穆斯林社区发生的性侵案；中国西域南部的某些地方也类似如此。一旦地方政府不能实施有效管理，无政府状态和犯罪活动就会应运而生。事实上，这些无政府区域不但是恐怖活动的天堂，也是其他一切犯罪分子（很多恐怖分子是多种犯罪活动的参与者）的乐园。
所以，恐怖活动频发的根源，在于世俗国家地方基层政府在穆斯林社区政治动员力面前的事实性崩溃。这种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溃烂：它往往使得那些最野蛮好战的圣战分子，能够依托宗教狂热挟持甚至支配整个穆斯林社区，肆无忌惮地借此汲取人力和资源发动恐暴犯罪活动；与之相应的是，一个在穆斯林社区毫无管制能力的地方政府，又从何发挥基本的政府职能？又怎能防范恐怖主义的发生？
同样类似的还有广东的潮汕地区，当地宗族动员能力极其强大。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无法有效管制，以致于很多时候处于无政府状态或者直接被宗族贩毒分子所支配。
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功遏制伊斯兰恐怖活动，就在于李光耀马基雅维利式的人口政策弭平了新加坡穆斯林社区形成的可能。李光耀严防穆斯林群居，他以个体为单位安置穆斯林于世俗人群之间，敲碎了穆斯林社区形成的可能，消灭了伊斯兰社区足以摧毁政府的政治动员潜能，最终使得其国内不存在恐怖活动的生存空间。
因此，伊斯兰恐怖主义，源于地方政府的崩溃，本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一个经济和军事力量无法修补的黑洞。福利和军队永远不可能打赢恐怖主义，就像大炮永远不可能消灭蚊子一样。所以，对于反恐者来说，他要么组织一个能够在穆斯林社区充分发挥职能的地方政府，要么敲碎穆斯林社区形成的可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