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3月19日，李自成率大顺军进入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皇宫北门玄武门外的万岁山（今之景山）自缢身死。但是，崇祯皇帝的死并不代表朱明皇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就此全面覆亡，因为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官员统治之下，他们继续奉明为正统。
在北京陷落将近两个月后的5月15日，崇祯皇帝的近支堂兄、福王朱由崧在留都南京即位为皇帝，年号弘光。后世把弘光朝和以后几个继承明统的朝廷称为南明。
（崇祯帝自缢）
当此之时，南明所面对的形势颇为类似于历史上的东晋和南宋：它们都占据着未受战乱残破的江南，都希冀凭借长江天险抵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从而养精蓄锐，收复中原。
而明末时期的江南，经过历朝历代的经营，早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财赋充盈，而江淮以南各镇的兵力仍有五十万之众。按理说，凭此人力物力，南明即使不能“中兴”明朝，至少也应保持如东晋和南宋一般的偏安局面，与清廷对峙为南北朝。
然而，历史却未能重演。弘光朝只存在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了，而此后相继成立的隆武朝和永历朝只能局处于浙、闽、粤沿海一带和西南边陲，苟延残喘。到公元1662年（清康熙元年）4月25日，永历皇帝朱由榔在云南被俘杀，朱明皇统彻底灭亡为止，南明总共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八年，而历史上东晋和南宋都延续了一百多年。
笔者认为，南明之所以没能成为东晋、南宋，其原因无外乎外、内两个方面：
从外部来说，南明所面对的满人的清国非东晋、南宋所面对的“五胡”和金国能比。
自公元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 ），到1644年清军趁明朝内乱进入山海关，满人用了不到三十年时间征服东北全境和蒙古各部乃至朝鲜，并在与明朝的争战中逐渐占据了主动。
当1644年5月清军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入关占领北京后，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的清廷审时度势，接受汉官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定下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方针。在用一年时间扫平了北方的大顺军和明朝残余势力后，清军马上于1645年跃马跨过长江，攻取江南，一边随地设置官员，推行“以汉制汉”的统治，一边对南明势力穷追猛打，使惊魂未定的南明弘光朝廷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终致一触即溃。
而东晋和南宋立国之初的情势则迥然不同。西晋的覆灭是由于自东汉以来入居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趁司马氏内部同室操戈的“八王之乱”而起事造成的。这些少数民族各成势力，忙于抢夺地盘，尊王称帝，在东晋建立之初并没有倾全力南下江淮，直到四五十年后，前秦苻坚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才率大军试图攻取江南，结果被已经稳定下来的东晋在淝水击败。
而八百年后的金军，虽然在占领北宋京城东京、俘获徽钦二帝后不久，就几度挥师南下进攻江南，并一度把刚刚成立的南宋小朝廷赶到了浙江沿海，但其似乎并没有确定一统天下的目标和决心，往往是“搜山检海”一番，稍遇挫折就回军北返，并放弃了所占领的江南土地，使南宋几度转危为安，逐渐恢复了与金国相抗衡的实力。
由此可见，清廷明确的战略方针和有力的手段，是南明未能形成偏安的主要外部原因。
从内部来看，南明在皇位继统和大政方针等方面都错误连连，最终自取灭亡。
在皇位继统方面，南明比之东晋和南宋，可谓先天不足，首先就输了一着。东晋第一个皇帝元帝司马睿原是琅琊王，封地在山东，靠近江南，西晋彻底覆灭前就在建康（今南京）培植势力，拉笼各方，并被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愍帝司马邺任命为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因而西晋灭亡后他继承皇位可谓顺理成章。
而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则是在金兵围困东京时，由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赵桓亲写密信，派人送出围城宣读任命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在徽、钦二帝被俘往金国后登极继位，自然也是名至实归。
而南明第一个皇帝朱由崧却是在群臣的钩心斗角中勉强登上皇位的。朱由崧原是福王，封地在河南洛阳，为躲避李自成军而逃到江南。在当时避居江南的明朝藩王中，朱由崧与崇祯皇帝血统最近，又居于当时做为江南政治中心的南京附近的淮安，在伦序和地理上都处于明显的有理地位，理当继承明统。
但是，在当时的江南，东林党人的势力颇盛，而朱由崧的祖母正是万历朝时备受明神宗朱翊钧宠爱的郑贵妃，当年就是由于东林党人的极力反对，神宗和郑贵妃立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才没能实现。
东林党人担心朱由崧登极后对自己不利，因而极力反对拥立福王。而当时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优柔寡断，依违其间，导致朱由崧暗中勾结手握兵权的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凤阳总督马士英突然发难，宣布拥立福王。没有掌握一兵一卒的史可法和东林党人只得违心同意，迎立福王朱由崧。
这一波折，不光导致了较有眼光和能力的史可法在朝廷中失势，而且引发了弘光朝臣中东林党人和拥立福王有功一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党争频繁，而有“拥立之功”的武将们也挟兵自重，不听调遣，从而使弘光朝没能形成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局面，更谈不上抵御清军，收复失地了。　
在大政方针方面，弘光朝采取株守江南的政策，最终导致了覆灭。
当时，清军忙于在北方平定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各地抗清势力，无暇南顾，河南、山东一带清朝力量极为薄弱，对南明来说大有可为。如果弘光朝派军抵进到黄河一线，即便不能北上驱逐清廷，也能对江南形成屏障，使清军不能顺利南下江南，偏安之局庶几可得。
史可法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就指出：“昔晋之东也，其君臣日图中原，而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
不少有远见的朝臣也建议派兵恢复河南、山东，并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击清军。但弘光帝和朝廷实权人物却见不及此，他们对清军畏之如虎，怕北上会激怒清廷，同时又不愿放弃对农民起义军的敌视，希望借清军之力“复仇”，因而满足于眼前的“偏安”，只派兵驻防安徽和江苏北部一带，任凭山东、河南在一段时期内处于政权真空状态，坐观清廷消灭李自成的大顺军，镇压北方反清起义。
（史可法像）
清廷得以巩固自己在黄河以北的统治，之后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倾全力南下。弘光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一年就垮了台，实属咎由自取；而江南富庶之地的迅速失陷，使抗清复明的实力大大减弱，后来两个南明朝廷被清军驱赶压制在浙江、福建、两广沿海和云南、贵州边鄙之地，只能汲汲于自身的生存，根本没有余力收复江南，更谈不上偏安之局了。
反观东晋之初，积极派兵北上收复失地；南宋之初，派高级官员到河南河北联络收编抗金起义军，骚扰金国腹地，又派岳飞率军收复鄂北重镇襄阳，从侧翼威胁南下金军，从而有力地拱卫了东南之地。两相比较，南明弘光朝的识短见拙真是昭然若显。
当然，影响明清之交局势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清廷采取笼络明朝士绅和“以汉制汉”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清势力；明末许多官员腐败自私，毫无气节，甘于为清廷作“伥”；各地抗清势力不相联系配合，各自为战，被清军各个击破；南明内部文臣武将目光短浅，常常争权夺利，内耗不断；等等。
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上面所述外、内原因，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弘光朝“以偏安保偏安”的方针政策的错误。十七世纪中期的中国没有出现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南明没能成为东晋、南宋，这个历史结果正是由南明自身、主要是弘光朝君臣造成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所产生的影响及带来的后果。
自天启七年王二起事至崇祯十七年，大规模的起义一直没有停止并愈演愈烈，由西北逐渐向中原和湖广蔓延。朝廷在十余年间的镇压扑剿中，同时需应对东北方面后金的叛乱和几次大规模内侵，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不断加税，财穷力竭，民怨鼎沸。有论者认为当时应痛下决心与后金议和，使朝廷能腾出手先安内再徐图伐金，其实以当时政治经济和朝廷内争情况看，形势已经不容许崇祯从容策划。
更重要的一点是，大规模的内战在国家元气丧尽的同时，更产生和孵化了一大批骄兵悍将，已形成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对朝廷的威胁甚至不下于“流寇”。可以设想，粮饷均不能由朝廷保证的官军，实在与流寇没有区别。
南明各小朝廷除了沿袭万历以来文官集团勾心斗角的旧习外，在军事上更是只得倚重各怀异志的军阀，这些人不是在长期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官军将领，就是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根本就不能做到指挥自如，反而受其牵制胁迫。
（正如顾诚先生《南明史》所言，南明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矛盾）
从清代起史家的主流观点就是，与其说明亡于清兵，不如说亡于“流寇”，清朝官方为了强调其入主中原的合法性，也大力支持这种说法，认为它是从流寇手中夺取天下，而不是取之于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