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大，以满清为最甚。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大的像几十本的专著、诗文集，小的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抄別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是帝王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以巩固独裁统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時的庄廷鑨《明史》案。
　　
　　庄廷鑨是从明朝宰相朱国祯的后人那里，买来一部朱著《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祯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莊廷鑨將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補的崇祯朝历史，对满人有攻击之辞。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鑨已死，结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南浔县有个大富翁朱佑明，和吴之荣有私仇，吴嫁祸于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此外，涉及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刻工、列名书中的人等等，有的罢官充军，有的处死，这个案子一共死七十余人。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审，判罪极重，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偏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则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
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都有罪，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有关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沒有牵连的也犯了「失查」罪。
　　
　　总之，一个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发的人，如庄案中的吴之荣，本来是一個罢官知县，竟被起用，一帆风顺，官至右俭都，朱佑明的财产，也都归他所有。从此形成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狱来陷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康熙时的另一次著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狱，又称戴名世狱。戴名世著有《南山集》，书中採用了桐城方孝標《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康熙五十年(西元l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多人。但康熙帝这時正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故作宽大。
（不是康熙仁慈，而是此时的清廷没有坐稳江山，不方便大开杀戒！）　　
雍正时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柟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著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以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查良镛的远祖)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获罪后，查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维民所止」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在狱中死去，被戮诗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雍正七年(西元1739年)以毀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更指出大学內「见贤而不能举」两行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结果沒有处死謝濟世，饶他一命，发他去当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宽大了。
　　
　　陆生柟写了《通鑑论》十七篇被参，罪名是「非议朝政」。雍正帝因为《通鑑论》中对君主专制有所攻击，十分恼怒，大骂陸生柟「狂肆逆恶」，为「天下所不容」，把他杀死。
　　
　　到了乾隆时，文字狱可以说达到极峰。不仅次数频繁，处理也极为严酷。编书行文，稍有不当，即被指摘获罪。

　　
（乾隆可以说是清朝最变态的帝王，在其统治期间，文字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乾隆二十年(西元1755年)的胡中藻诗狱，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
　　
　　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过大极为忌恨，于是兴起胡中藻狱，借題发挥以打击鄂、張朋党。胡中藻著《坚磨生诗抄》，乾隆指摘诗中「一把心尝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俯？」诗中「与一世争在醜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樣，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又:
　　
　　「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
　　
　　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良桐。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拟標榜问罪。后来，又因为他的《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论他「忘本自诋」(鄂为蒙族)，话中又有怨望之意，叫他自杀。
　　
　　乾隆四十三年(西元1778年)，有徐述夒狱。徐著有〈一柱楼〉詩，其中有
　　
　　「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旁」、「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
　　
　　等句，徐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及校对人都处死。又，著名詩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止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乾隆四十四年(西元1779年)，又有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
　　
　　冯王孙著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語，说他想反清复明，凌迟处死，子坐死，家属发遣为奴。
　　
　　沈大绶刻《硕果禄》、《介寿辞》一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內有悖逆语。结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
　　
　　石卓槐著《芥园诗钞》，內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凌邂处死，家属发遣为奴。
　　
　　祝庭铮著《续三字经》，內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开棺戮尸体，孙五人坐斩。
　　
　　乾隆朝的文字狱极为频繁，不胜枚举。其中大都是牵强附会，任意解释，其荒谬程度，简直难以想像。如山西王尔扬，为李範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学无术的地方官见了大惊，认为大逆不道。他们一方面想争取向朝廷邀功的机会;一方面也确实怕朝廷说他们「失查事小，隐匿事大」，不但丟官，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赶忙上奏朝廷，准备再兴大狱。其实「皇考」意即「先父」，古文里常这样使用，并无悖逆的意思。
　　
　　乾隆也觉得这样就兴狱问罪，去抓一个乡下的老头，甚不值得。所以把地方官训斥一遍，算是了事。又有個叫韦玉振的人，为他父亲刻行述，上面有「于佃之贫者，赦不加息」一句话。他的叔见用了「赦」字，以为這是皇帝专用的字，十分惶恐，连忙去官府稟首。地方官即报朝廷，准备问以大逆重罪。乾隆这一次也很恼怒，将处理此案的巡抚杨槐交部议处。
　　
　　这时，文字狱由于株连过多，已经是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当时有个告老还乡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总结了一个处世经验，即「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所以朝廷想杀一儆百，摧残镇压臣民异端不轨思想言行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于是对文枉严密的政策，开始有所改变。
　　
　　在中国历史中，满清的文字狱可算是达于极峰。这一专制独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无声处，隐伏著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
满清由盛至衰，固然有著深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大兴文字狱这种加深臣民不满，对满清产生巨大离心力的严酷政策，也是满清衰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