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金庸对于历史可谓一窍不通，完全是个半吊子。
但他的水平不够，却又偏偏喜欢追逐名利。
1999年，金庸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金庸被评上了浙大博士生导师的资格，2001年开始招收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在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称：“那一次，金庸来南京，我作为南大文学院院长，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在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他是历史学家，而非小说家！后来给南大学生作报告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请他讲讲武侠小说，可是他一再坚持要讲历史政治方面的内容，后来，我们做了让步，他给学生们作了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
那天，金庸的讲演让在场所有人大失所望，可以说是十分失败。演讲中百出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不停哄笑，场面很是尴尬。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对我讲，以‘历史学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是院长了，在南大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
历史系退休教授何忠礼称，金庸博士生导师资格历史系没有通过，是上级领导决定的：“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金庸招收的三个博士生对金庸也不满意，金庸虽然是导师，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
由此可知，金庸的历史素质真是差得可以，但他却似乎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自己水平很高。
水平不够倒在其次，此人的历史观也可以说是有毒，他所持的“买办意识”和“精英主义”，本质上就是蔑视同胞的。
买办的意识形态是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信奉的是 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实用主义。精英主义是没有道德观念的，都是短视的，也都是势利眼，他们信奉的人道主义是伪人道主义仅仅限于精英。
精英主义信奉的“强势法则”使他们对强权马首是瞻。他们认为强权都是对的，所以理所当然地崇拜强权。
精英主义所以能站在中国古代蛮族一边，因为两者有相似性，都是丛林法则，都是以少胜多，以寡制众。都是不择手段以最少的代价赢得最大的利益，都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这从金庸是所谓史学著作《袁崇焕评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学术界看来，不过是本普及性著作而已。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吹捧清朝太过，过度贬损明朝，根本就不够客观。
金庸说：“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
（金庸所谓的得意之作《袁崇焕评传》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话根本就是胡言乱语，狗屁不通。
金庸吹捧努尔哈赤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
精英主义都是英雄史观，历史由英雄创造的，英雄的命运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所以他们同情“英雄”，不论这个英雄站在哪个立场上，但是他们是不会同情失败者的，他们以成败论英雄。痛恨失败者，并不赞成正义，至于人民的苦难则视而不见，为了掩盖其反人类性质往往把这种苦难归咎于失败者。之所以他们同情袁崇焕是因为他打败过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集团“满清铁骑”，又如此恶毒的咒骂崇祯皇帝仅仅是因为他害死了英雄，大家可以体会这里金庸是否有故意认为崇祯并不是中了反间计的嫌疑。
他们咒骂史可法，甚至把“扬州十日”的罪责归到史可法头上，因为史可法是失败者, 失败者一切都是可疑的、可耻的。
如果袁崇焕当年保不住宁远，同样也要挨骂。
精英主义信奉强者应该拥有一切，包括权利、伦理、道德、情感。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夸耀的。他们信奉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实用主义，结果是重要的，动机和过程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他们能恬不知耻地篡改历史，一部部美化“英雄”的剧纷纷出笼，什么《孝庄秘史》、《成吉思汗》，《太祖秘史》、《康熙王朝》等等纷纷出炉。
（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也没在站在人民立场上，而是站在了胜利者清廷一方）
在他们看来美化“英雄”是本分，做的是心安理得，哪怕这个“英雄”是屠夫、是魔王是民族分裂主义者也能将其包装成圣人。
“精英”漠视民众，买办没有祖国。这些人颂扬血统论，种族论沦为文化虚无主义者，这一点也不奇怪。
很可惜的是，像金庸这样的“精英”的历史观和英雄观，影响了无数人，至今依然有人在翻拍的小说，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
我们必须要将这些人的画皮给揭露出来，以防他们继续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