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中学教科书的蒙元帝国历史真实！！！！
不同于中学教科书的蒙元帝国历史真实！！！！
高中教科书上对元朝的记载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们这几代的人印象是:元朝并非一个异族统治下的中国,而是跟其他的封建王朝没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城市高度发达,对江南的开发进一步加强,疆域广阔,科技上也蛮有成就.
这种教授来源于教育部当局一贯的史观,为了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历史的真实可以被曲解,因为在这个教育制度下受教育者不会去亲身研究史书,他们也绝不会去怀疑课本的权威.
教育当局的眼睛里中国的中小学生是弱智不堪的,他们没有自己作判断思考的能力,不能对现实有正确的观念所以需要学校的指导和灌输,所以为了正确引导祖国的花朵们,中学教科书可以质疑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可以掩盖历史上越南和朝鲜对于中国的藩属和被保护国性质,可以永远不让你知道苏联派到中国抗日的第一批军队不是正规红军而是前白匪并且掠夺了东北的大量财富,同样,也掩饰着蒙古作为征服者统治中国的真实.
在教育部看来,如果让孩子们知道了元朝的真正历史状态，他们可能就会无视蒙汉民族和平相处的现状，进而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即便出于这种善良的目的，也无法改变这种行为的愚民嫌疑。
在忽必烈已经用武力稳固了他自封的大汗位置后的1273年，蒙古军团使用最新式的回回巨炮一炮轰碎了襄阳城墙，对宋帝国的政府政治开始，在此之前，蒙古帝国已经占领了今天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军事天才成吉思汗大汗率领的蒙古兵团善战而且残忍，在对花剌子模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与拖雷下令，所有的城市，但要有抵抗的行动，一律要进行屠城，于是花剌子模这个古国基本上变成了一片焦土，对宋帝国的进攻同样伶俐而血腥，屠杀事件屡屡发生，但由于这时蒙古上层和军队中，已经有了一些辽、金、西夏籍的官员和将领，野蛮的作风已有改善，所以汉人没有遭到种族灭绝，在忽必烈决定任命自己为“蒙古帝国”的最高大汗时，一场争论在蒙古贵族中发生了。
最为保守的呼拉尔众长老认为，大汗应该回到最初崛起的草原上去，因为那里才是蒙古民族的家，这个主张是忙谬的，因为作为征服者蒙古族人已经得到了一个富庶广阔的新世界，自然没有理由回到昔日的游牧草原去，再者故地在战略位置上不是和抵御中亚各蒙古汗国，要知道这是事实上独立的各汗国已经开始彼此的攻击了，同时扩张的野心是不会消退的，定都城在汗地，更有利于进一步的征服行动。耶律楚材为首的辽、金籍大臣说服了大汗，终于以大都为首都，实行汉法的元帝国成立了，依据汉制忽必烈兼任皇帝，而不再单单是大汗。
虽然实行了汉法采取了汉式的政治制度，蒙古贵族对汉文化还是深深的不信任，这种心理可以说来源自他们早期的征服经历，蒙古早期的军事行动是反抗金帝国开始的，当他们强大起来的时候，金帝国已经彻底汉化，他们吸收了应该吸收的文明制度，但同时把已经开始成为酱缸的那部分腐朽文化也搬了回来，行政上的繁文缛节，意识形态上毫无实际意义的名理之争，官员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加速了金帝国的衰弱，到了成吉思汗大举进攻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金帝国不再是印象中善战勇武的国家了，成吉思汗对汉人和汉文化已经有了歧视的看法，著名的杀蒙古人偿命，杀色目人赔黄金四十巴里失，杀汉人赔毛驴一只的价钱的规定就是成吉思汗做出来的，在继续的征讨中，正宗的汉人国家大宋是最弱小的，于是，使汉文化造成了金和辽的衰弱，而且汉化越多，衰弱得越厉害，成为了蒙古贵族的一个坚实的观念，这种对文化的歧视进而推进到对汉民族的歧视，元成立之初，合赤温主张认为应该把汉人全部屠杀，用其血浇灌农田，待若干年后长出草来，好供喂马。幸亏耶律楚材战胜了这种野蛮的建议，否则后果实在不堪想象。
元将人民按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包括蒙古各部民，是统治者的“血肉兄弟”，第二等色目人，包括早期被征服的中亚诸国和东南欧人，后来也包括了来华的欧洲人，三等为汉人，包括原辽、金、西夏、大理国人，后来高丽人也包括在内，最低下的是南人，南宋治下的汉族人民，对这块土地开发最久的民族，却成了最底下的一等。
对这个问题高中教科书强调的是，虽然有分化的政策，但底层的蒙古人，一样受压迫，而汉族地主，还可以继续进行剥削和统治。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个一百年历史的政权，只有两名汉人担任过宰相，一是帝国初创时期的史天泽，另一名是帝国后期的贺惟一，其中贺惟一已经蒙古化，他改名叫拓跋天平。在元建立之初保留有大量的汉人“世侯”，他们是在蒙古南下征讨过程中，降于蒙古的地主和军阀，蒙古政权访金制度授予他们行省、领省、督元帅、副元帅以至州伊县令的官衔，并以蒙古的旧制世袭，有些甚至保留了一定的武装，在忽必烈前期，世侯日益强大，渐渐形成了类似唐蕃镇的地方割据局面，其中较强大的南京刘黑马、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东平严实、济南长荣、益州李澶等，已经拥兵百万，占地方圆二三千里， 中统三年，李澶利用胡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机发动了叛乱。
这里我们会有疑问，向蒙古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怎么会给世侯的形成留下机会呢，我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当时蒙古政权还没有成熟治国观念的体现，但接受汉族地方势力的投降，并予以安抚，由于成吉思汗早期的做法已经不同了。
李澶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这场战争加剧了蒙古政权对汉人的疑惧心理，忽必烈要求所有的汉族世侯交出兵权和实权，前面所提到的史天泽率先响应，其他世侯也先后服从，于是忽必烈撤去了绝大多数汉族世侯的军权，废除诸侯世袭，在军队中监督汉军，实行易将制，使将不擅兵，这些做法，突出了忽必烈在军事上的才能。
元政权对全国实行严格的控制，从基层起，每二十户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只能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有些时候是色目人，这二十家基本就为甲主总管，财产与女子，常被甲长肆意侵犯，无处投诉。元政府有明确的规定：汉民不许打猎，不许习武，不能持有兵器，不能集会拜神，不能赶集赶场做生意，甚至不能夜间走路！依据常识设想这些规定无法坚持实施，但它们的出现，还是对蒙元政权对汉人歧视和防范心态的深刻反映。甲主之上的地方政权官员，更是完全由蒙古人担当，而且元朝的世袭制适用于地方行政官员！一个州长或者县令所管辖的地区，实际就是他的采邑，人民生死，任其决断。
蒙元政府还经常随意赏赐汉人世代耕种的农田给贵族，而农田上的农民，就跟这成为了土地新主人的农奴！宋灭亡后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赐百十户，多者竟为十万户！将农户和土地作为财产随意赠送，
征服者的心态，暴露无更甚者。而且，随便一个蒙古人都可以将汉民从土地上赶走，任土地荒芜，以供放牧。1286年，在对安南的战争时，元政府征集马匹，色目人，三匹取其二，而汉人，则全部征收。
对色目人，蒙元政府就照顾的多，大概是由于蒙古贵族始终明确着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征服者和异族身份，所以对同为异族的色目人高看一眼，再者，中亚的色目人经商的甚多，能给当权者带来大量的收益，故而在政治和经济上，色目人享有很多特权 ，蒙古贵族常将私产高息借给色目人，让其经商偿还，色目人在各地政权中，广泛充当官员，在与汉人发生经济或刑事纠纷时，色目人享有豁免的特权。窝阔台曾经竟然不顾耶律楚材的反对，将元政府一年的赋税，以二百二十万两纹银的价钱包给了一位中亚色目人巨商奥杜喇合蛮。似乎他们看来赋税只是意味着不择手段的获利，从没想过认真的治理国家。
蒙元政权将社会职业也分了等：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儒生和道学家们威风扫地被人们注意的比较多，但我们还可以看出宗教人士的社会地位被蒙元政权看得很高，事实上蒙古政权自崛起以来就一直很重视于各种宗教，成吉思汗亲自接见过宋全真教中人并听从了他们的一些“养生”“慎杀”的建议，但元政权最为重视的，是藏传佛教宁玛宗，即红教。蒙古征服了吐蕃之后，接受了红教，红教宗师八思巴曾为成吉思汗灌顶，蒙古也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是一位高僧，他还帮助蒙古创造了文字。
因而藩僧即喇嘛在元的土地上享有至高的特权，在旱地的喇嘛寺院可以随意将周边汉民编为自己的农奴，在律法上，喇嘛享有被赦免免罪的权利，武宗勃儿只斤海山时期，有一柴商被藩僧抢劫，跑到大都留守李壁处告诉，李壁正在处理的时候，藩僧持棍而至，将李壁痛殴，事情惊动到海山那里，海山竟毫不犹豫地赦免了喇嘛。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期间，竟将江南宋皇室和大臣的坟墓全部挖掘，已掘取墓中财宝。海山曾下令：凡殴打喇嘛的，砍断其手，诟骂喇嘛的，隔断舌头。喇嘛骚扰民宅，肆意掠夺，赶走男子，留下女子陪宿之类的恶劣事件，在《元史》、《明书》、《青史》中屡有记载。元政权对于儒的态度比较复杂，不同的皇帝，态度差异很大。
我不会夸大蒙元时期的民族矛盾，在蒙元政权的统治之下，元社会呈现这样一种奇怪状态：社会经济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繁盛，但是社会贫富分化极度严重，赋税奇高，农奴制度存在并有发展，官僚体制庞大，社会危机严重，招致了自身的迅速衰亡。但民族压迫的现象当时确实存在并且相当严重，还历史的真实，是不需要理由的，只有正确地认识过去，才能让我们对今天可贵的民族和谐倍加珍惜。
高中教科书上对元朝的记载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们这几代的人印象是:元朝并非一个异族统治下的中国,而是跟其他的封建王朝没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城市高度发达,对江南的开发进一步加强,疆域广阔,科技上也蛮有成就.
这种教授来源于教育部当局一贯的史观,为了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历史的真实可以被曲解,因为在这个教育制度下受教育者不会去亲身研究史书,他们也绝不会去怀疑课本的权威.
教育当局的眼睛里中国的中小学生是弱智不堪的,他们没有自己作判断思考的能力,不能对现实有正确的观念所以需要学校的指导和灌输,所以为了正确引导祖国的花朵们,中学教科书可以质疑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可以掩盖历史上越南和朝鲜对于中国的藩属和被保护国性质,可以永远不让你知道苏联派到中国抗日的第一批军队不是正规红军而是前白匪并且掠夺了东北的大量财富,同样,也掩饰着蒙古作为征服者统治中国的真实.
在教育部看来,如果让孩子们知道了元朝的真正历史状态，他们可能就会无视蒙汉民族和平相处的现状，进而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即便出于这种善良的目的，也无法改变这种行为的愚民嫌疑。
在忽必烈已经用武力稳固了他自封的大汗位置后的1273年，蒙古军团使用最新式的回回巨炮一炮轰碎了襄阳城墙，对宋帝国的政府政治开始，在此之前，蒙古帝国已经占领了今天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军事天才成吉思汗大汗率领的蒙古兵团善战而且残忍，在对花剌子模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与拖雷下令，所有的城市，但要有抵抗的行动，一律要进行屠城，于是花剌子模这个古国基本上变成了一片焦土，对宋帝国的进攻同样伶俐而血腥，屠杀事件屡屡发生，但由于这时蒙古上层和军队中，已经有了一些辽、金、西夏籍的官员和将领，野蛮的作风已有改善，所以汉人没有遭到种族灭绝，在忽必烈决定任命自己为“蒙古帝国”的最高大汗时，一场争论在蒙古贵族中发生了。
最为保守的呼拉尔众长老认为，大汗应该回到最初崛起的草原上去，因为那里才是蒙古民族的家，这个主张是忙谬的，因为作为征服者蒙古族人已经得到了一个富庶广阔的新世界，自然没有理由回到昔日的游牧草原去，再者故地在战略位置上不是和抵御中亚各蒙古汗国，要知道这是事实上独立的各汗国已经开始彼此的攻击了，同时扩张的野心是不会消退的，定都城在汗地，更有利于进一步的征服行动。耶律楚材为首的辽、金籍大臣说服了大汗，终于以大都为首都，实行汉法的元帝国成立了，依据汉制忽必烈兼任皇帝，而不再单单是大汗。
虽然实行了汉法采取了汉式的政治制度，蒙古贵族对汉文化还是深深的不信任，这种心理可以说来源自他们早期的征服经历，蒙古早期的军事行动是反抗金帝国开始的，当他们强大起来的时候，金帝国已经彻底汉化，他们吸收了应该吸收的文明制度，但同时把已经开始成为酱缸的那部分腐朽文化也搬了回来，行政上的繁文缛节，意识形态上毫无实际意义的名理之争，官员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加速了金帝国的衰弱，到了成吉思汗大举进攻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金帝国不再是印象中善战勇武的国家了，成吉思汗对汉人和汉文化已经有了歧视的看法，著名的杀蒙古人偿命，杀色目人赔黄金四十巴里失，杀汉人赔毛驴一只的价钱的规定就是成吉思汗做出来的，在继续的征讨中，正宗的汉人国家大宋是最弱小的，于是，使汉文化造成了金和辽的衰弱，而且汉化越多，衰弱得越厉害，成为了蒙古贵族的一个坚实的观念，这种对文化的歧视进而推进到对汉民族的歧视，元成立之初，合赤温主张认为应该把汉人全部屠杀，用其血浇灌农田，待若干年后长出草来，好供喂马。幸亏耶律楚材战胜了这种野蛮的建议，否则后果实在不堪想象。
元将人民按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包括蒙古各部民，是统治者的“血肉兄弟”，第二等色目人，包括早期被征服的中亚诸国和东南欧人，后来也包括了来华的欧洲人，三等为汉人，包括原辽、金、西夏、大理国人，后来高丽人也包括在内，最低下的是南人，南宋治下的汉族人民，对这块土地开发最久的民族，却成了最底下的一等。
对这个问题高中教科书强调的是，虽然有分化的政策，但底层的蒙古人，一样受压迫，而汉族地主，还可以继续进行剥削和统治。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个一百年历史的政权，只有两名汉人担任过宰相，一是帝国初创时期的史天泽，另一名是帝国后期的贺惟一，其中贺惟一已经蒙古化，他改名叫拓跋天平。在元建立之初保留有大量的汉人“世侯”，他们是在蒙古南下征讨过程中，降于蒙古的地主和军阀，蒙古政权访金制度授予他们行省、领省、督元帅、副元帅以至州伊县令的官衔，并以蒙古的旧制世袭，有些甚至保留了一定的武装，在忽必烈前期，世侯日益强大，渐渐形成了类似唐蕃镇的地方割据局面，其中较强大的南京刘黑马、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东平严实、济南长荣、益州李澶等，已经拥兵百万，占地方圆二三千里， 中统三年，李澶利用胡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机发动了叛乱。
这里我们会有疑问，向蒙古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怎么会给世侯的形成留下机会呢，我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当时蒙古政权还没有成熟治国观念的体现，但接受汉族地方势力的投降，并予以安抚，由于成吉思汗早期的做法已经不同了。
李澶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这场战争加剧了蒙古政权对汉人的疑惧心理，忽必烈要求所有的汉族世侯交出兵权和实权，前面所提到的史天泽率先响应，其他世侯也先后服从，于是忽必烈撤去了绝大多数汉族世侯的军权，废除诸侯世袭，在军队中监督汉军，实行易将制，使将不擅兵，这些做法，突出了忽必烈在军事上的才能。
元政权对全国实行严格的控制，从基层起，每二十户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只能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有些时候是色目人，这二十家基本就为甲主总管，财产与女子，常被甲长肆意侵犯，无处投诉。元政府有明确的规定：汉民不许打猎，不许习武，不能持有兵器，不能集会拜神，不能赶集赶场做生意，甚至不能夜间走路！依据常识设想这些规定无法坚持实施，但它们的出现，还是对蒙元政权对汉人歧视和防范心态的深刻反映。甲主之上的地方政权官员，更是完全由蒙古人担当，而且元朝的世袭制适用于地方行政官员！一个州长或者县令所管辖的地区，实际就是他的采邑，人民生死，任其决断。
蒙元政府还经常随意赏赐汉人世代耕种的农田给贵族，而农田上的农民，就跟这成为了土地新主人的农奴！宋灭亡后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赐百十户，多者竟为十万户！将农户和土地作为财产随意赠送，
征服者的心态，暴露无更甚者。而且，随便一个蒙古人都可以将汉民从土地上赶走，任土地荒芜，以供放牧。1286年，在对安南的战争时，元政府征集马匹，色目人，三匹取其二，而汉人，则全部征收。
对色目人，蒙元政府就照顾的多，大概是由于蒙古贵族始终明确着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征服者和异族身份，所以对同为异族的色目人高看一眼，再者，中亚的色目人经商的甚多，能给当权者带来大量的收益，故而在政治和经济上，色目人享有很多特权 ，蒙古贵族常将私产高息借给色目人，让其经商偿还，色目人在各地政权中，广泛充当官员，在与汉人发生经济或刑事纠纷时，色目人享有豁免的特权。窝阔台曾经竟然不顾耶律楚材的反对，将元政府一年的赋税，以二百二十万两纹银的价钱包给了一位中亚色目人巨商奥杜喇合蛮。似乎他们看来赋税只是意味着不择手段的获利，从没想过认真的治理国家。
蒙元政权将社会职业也分了等：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儒生和道学家们威风扫地被人们注意的比较多，但我们还可以看出宗教人士的社会地位被蒙元政权看得很高，事实上蒙古政权自崛起以来就一直很重视于各种宗教，成吉思汗亲自接见过宋全真教中人并听从了他们的一些“养生”“慎杀”的建议，但元政权最为重视的，是藏传佛教宁玛宗，即红教。蒙古征服了吐蕃之后，接受了红教，红教宗师八思巴曾为成吉思汗灌顶，蒙古也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是一位高僧，他还帮助蒙古创造了文字。
因而藩僧即喇嘛在元的土地上享有至高的特权，在旱地的喇嘛寺院可以随意将周边汉民编为自己的农奴，在律法上，喇嘛享有被赦免免罪的权利，武宗勃儿只斤海山时期，有一柴商被藩僧抢劫，跑到大都留守李壁处告诉，李壁正在处理的时候，藩僧持棍而至，将李壁痛殴，事情惊动到海山那里，海山竟毫不犹豫地赦免了喇嘛。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期间，竟将江南宋皇室和大臣的坟墓全部挖掘，已掘取墓中财宝。海山曾下令：凡殴打喇嘛的，砍断其手，诟骂喇嘛的，隔断舌头。喇嘛骚扰民宅，肆意掠夺，赶走男子，留下女子陪宿之类的恶劣事件，在《元史》、《明书》、《青史》中屡有记载。元政权对于儒的态度比较复杂，不同的皇帝，态度差异很大。
我不会夸大蒙元时期的民族矛盾，在蒙元政权的统治之下，元社会呈现这样一种奇怪状态：社会经济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繁盛，但是社会贫富分化极度严重，赋税奇高，农奴制度存在并有发展，官僚体制庞大，社会危机严重，招致了自身的迅速衰亡。但民族压迫的现象当时确实存在并且相当严重，还历史的真实，是不需要理由的，只有正确地认识过去，才能让我们对今天可贵的民族和谐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