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不可效仿，清代模式解决不了西藏问题
“康乾盛世”不可效仿，清代模式解决不了西藏问题
(2012-10-02 19:27:49)
本文9月1日首发于乌有之乡，后发于联合早报，现在已经广为转载，文章中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已经得到侧面印证，今有所修改发于博克。
钱穆在《历代政治得失》里谈起清朝，说清朝“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法术治国贯串清代始终。而在改革开发之后，理想主义的丧失，实用主义的泛滥，用的也是“治术”，这时的口号是：“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共产主义是一场运动”等等。道理不用讲，是非、正义、邪恶都不必论，能实现目标就行，是各种权术滥用的时代。
既然都是“术”了，前人的经验不可不学，特别是满清皇帝统治国内各族的手腕，令人倾羡不已，符合“当代”需要，值得效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曾悄悄地掀起一股“康乾热”。“康乾盛世”国家统一，政权稳定和强大。学习清朝统治者的统治策略，把当代中国打造成第二个“康乾盛世”就是当时的执政思路。
也正因为当政者有这种思路，调动起一大批御用精英、帮闲文人、清史学家兴风作浪。在这些文人的逢迎下，满清皇帝被美化成光荣、伟大、正确的领袖形象，满清王朝被无限拔高，掀起十几年的满清翻案歪风。以下是几个典型的文化事件：1994年余秋雨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写下《一个王朝的背影》，这篇散文还被塞进中学语文教材。94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刊登舒乙提供的“毛泽东论康熙和满族功绩”，这篇口述疑点甚多，至今不见官方出面证实，但是登出这篇东西却是有政治影响的，它利用毛的声望为歌颂满清打下了群众基础。其次是蓄意掩盖了建国三十年来政府一直对满清的批判立场，欺瞒了国人。之前之后社科书刊大量出现歌颂“康乾盛世”的文章，歌颂满清的所谓电视正剧更是粉墨登场，“辫子热”一浪高过一浪，一直持续到今天。
再有一个就是二月河的神化满清皇帝小说系列，这些东西后来都被拍成历史正剧，影响很大。之后是戴逸给部级领导讲“康乾盛世”，一些地方大员毫不隐瞒地说正在读康熙、雍正、乾隆如何治国。这一系列的步骤和现象都证明当时的决策层的确是想把当代中国打造成第二个“康乾盛世”，满清的治术成为执政理国的圭臬。
然而这种所谓的“盛世”却是极度不公平的，是贵族精英们的天堂，普通老百姓的地狱。“康乾盛世”的财富集中到少数满清贵族手里，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晚明来明显下降，从门多萨和马戛尔尼对两代中国不同记述中不难看出这点。
再者，如此吹捧满清的结果是满清遗丑沉渣泛起。他们吹嘘“康乾盛世”强盛、伟大，那么能导致这种伟大盛世存在的前因后果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注1]，所以我们惊讶的发现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书报刊、影视剧充满了对满清皇帝肉麻式的称颂，主流媒体不会出现一篇批判满清政权在鸦片战争前的文章，各大论坛严格限制对满清的批判，同时对明朝的诋毁到了空前的高度。媒体试图给人们灌输这种印象：清朝的衰落，政治的黑暗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恶果，特别是源于明朝的弊政，而伟大光明则是满族精英努力的结果。
所谓的“康乾盛世”存不存在就成为这段历史争论的关节点。这一争论背后还有精英的盛世还是民众的哀世？要速度还是要品质？要财富还是要环境？要精英政治还是要以人为本的根本问题？背景之复杂，运作之微妙，绝大部分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至今也不见有人公开。这些不是本文所能讲清楚的。以下只谈谈西藏问题，效仿清代的民族政策，机会主义解决不了西藏问题。
一、清代的“帝国式统治术”
所谓清朝的“帝国式统治”就是在实行民族等级制度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其中对蒙、新、藏、满地区，清王朝处理这四个地区的最基本原则是将它们看作是非汉人属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在这些地区，清王朝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在政策和执法中还故意偏袒当地人。
此外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清王朝这样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威慑汉人，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无形之中迫使汉人老老实实的做二等人。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清王朝的统治下，藏、维、蒙等民族并没有形成中国人意识。（摘自王柯的“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从而对西藏实现控制，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
此外，清廷还派出驻藏大臣和少量驻军来总督西藏大事，小事则不管。满清皇帝在信仰上与西藏人一致，这是清廷在精神上控制西藏的最好方法，满清政府在汉族地区大兴理教，效果也很好。
自59年平叛以来，西藏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央决策层，改革开发以后，中央决策是以稳定为目标，以发展为手段试图解决西藏地区的分裂主义势力。一些专家汲取满清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特别是清朝处理西藏问题的经验，他们也学着尝试对西藏地区实行新政。国家财政大力扶植西藏，给藏人以极大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方面的扶植和优惠，还大力保护和发展藏传佛教[注2]。为此中央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行政执法时偏袒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犯罪现象实施“两少一宽”。以为这就能够实现稳定、统一、团结。效果如何呢？今年3·14拉萨骚乱就是结果，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
在80年代初，对西藏、新疆地区，当时的中央还提出很类似清代治藏的“新政策”。一次在有关新疆问题的会议上，当时的领导层提出：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之前中央还大量撤出了援藏人员。
这就是达赖他们最希望中央兑现的高度自治了，不过达赖希望这个自治区的首脑由他们的人来承担，自治区范围要更扩大。
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立刻引起了民族地区的混乱，后来虽有所修补，但是指导思路并没有根本变化。
这种政策的失误在于“恢复清代模式”是不可能的。在清代时，西藏基本与世隔绝，基本处于半独立状态，僧侣阶级将广大农奴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还出现在今天呢？仍然采用清代模式，反而给达赖集团以幻想，幻想自己还能回到过去的旧西藏。
共产党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再采用法术也不可能模仿清皇帝带头信喇嘛教，而且这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外披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外衣，内心还是政教合一那套统治西藏的治理术，怎么可能在精神世界上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上层势力根本不领情，群众跟着宗教势力跑，又失去了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支持，这就是这种政策的恶果。事实证明如果不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投降于宗教上层，就没有统治基础，就毫无力量。
然而，这一指导原则一直被奉为圭臬，后来被御用学者引申出“多元一体”论，把好好的一个人民共和国解释成五十六民族共和国。[注3]
二、荒谬的“多元一体”说
效仿满清的帝国架构，延续“自古以来”说，学者们提出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共同组成中国。“多元一体”在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强调的是“多元”，为了让少数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元”以实现和汉族“平等”－平起平坐，主流舆论无不过度拔高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他们的民族意识。而所谓的“一体”，面对高度认同的民族则缺乏理论说服力，显得相当的苍白无力，至于那些幻想独立的分裂势力则毫不领情。他们会反问，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就不能独立了吗？比如今天的蒙古，是不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体？为什么中央还派员祝贺“蒙古国建国八百年”？
“多元一体”论的误区是不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反而树立人们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事端、纠纷、利益冲突都可能上升到民族问题，走民族政策这条线去解决，这就进一步了激发人们的民族情结、民族情绪。如果过于强调、强化一个民族的特殊，那么在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相对立的意识下，“民族”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排他的利益集团，甚至进而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而在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对于一个同时具有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双重身份的人来说，绝对难以做到对于民族和国家保持双重的忠诚。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目的只是停留在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一点之上，其本身反而可能成为阻碍国家整合的因素。（摘自《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多元一体”之说，毫无疑问首先是要强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在高涨的民族情绪支配下，西藏、新疆特别是在干部群众中出现排斥汉人、排斥中央的情绪并不奇怪。
拉萨“3·14”事件证明在藏区达赖分裂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既便当地的政府组织、党组织在应付此类分裂势力也是力不从心，有的甚至阳奉阴违。
据网民报道：“在这次事件的参与者中，有不少是青少年。据说，在某学校某班班中，进行民意调查，问达赖是好人还是坏人，学生的回答让老师吓出一身冷汗－全班40多个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是坏人，其余均说是好人！这几年，我们在广大农牧区实施了很多惠民政策，广大农牧民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可为什么参与“3·14”事件那么多呢！”
“有些藏族干部中在思想深处是与国家离心离德甚至暗中同情或支持达赖及其分裂主义分子的，参与、同情、支持、声援“3·14”事件的也有。尤其西藏基层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干部队伍中，正科级以下人员中，大概10个人中，藏族有8人以上，汉族最多有2人。“3·14”事件的发生，执法队伍“没有”预感和知觉，与藏族执法干部或多或少都有倾向是有关系的。”
“‘3·14’中，藏族警察全然不见踪影，好像全部从人间蒸发了，甚至有些边跑边脱警服，更有甚者在为骚乱者通风报信。”
显然这些人的民族意识远远大于公民意识，更远远大于公务员意识、党员意识。公民意识没有，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多元”见到了，“一体”在哪儿？。
三、机会主义必然以颠倒历史是非、信仰丧失为代价，而丧失统一的信仰造成的是更深的民族隔阂
西藏问题反映出改革开发以来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问题，是全民族统一信仰的缺失。没有一个统一的让各族人民都信服的价值观、信仰。怎么能赢得西藏基层干部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呢？
机会主义者的治边思路，以稳定为目标，以统一为最高原则，“统一神圣，是为一体”。为此在意识形态上可以无限让步和倒退，纵容狭隘民族意识、民族情结，甚至对那些落后的、残暴、愚昧、野蛮的民族历史，都因为归结到民族文化而不予清理，反而以颠倒历史是非的方式逆向处理。民族英雄和汉奸从此颠倒，是非、道德观念完全颠覆。喉舌总是超出主子的意图，塞进自己的私货，而主子要利用喉舌也就顺势纵容。既然中国已经被解释为五十六民族组成的，满清王朝摇身一变一跃竟然成了这个多元中国法理上的缔造者。满遗势力趁机而起，大肆歪曲历史，抹黑中华文明，为满清野蛮王朝涂脂抹粉。
比如清史专家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央视里就说：“大清是成熟的、理性的自由社会”，“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大清远迈汉唐，因为大清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图腾！”04年沈阳庆祝满清入关360周年，将其当作盛大节日。央视播放《施琅大将军》把汉奸当民族英雄歌颂。鞍山纪念尚可喜，南安纪念洪承畴，这些汉奸都被当地树为爱国主义英雄。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打着“统一神圣”的旗号。
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人物不切实际的吹捧，对汉族历史和英雄人物的蓄意贬低，对历史上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漠视，对民族人士特殊的政治经济待遇，所有这些反而促使当地人萌发更高的民族情绪。《狼图腾》之类的作品，貌似以少数民族的视角，公然站住野蛮的立场，宣扬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把民族关系说成狼和羊的关系。把草原民族歌颂为强悍的狼，又把汉族描写成懦弱无能的羊，将游牧民族对中原的杀掠说成是输血、进步。这类书大肆泛滥，在强化少数民族“狼意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对汉族产生蔑视。强化民族意识的恶果是离心现象越来越多，比如国内大部分少数民族网站都有仇汉分裂独立的言论，有的还成为网站主线。分裂问题越来越难处理。
四、清代模式埋伏下分裂隐患
中央的民族新政策也曾让达赖集团产生错觉，以为清朝统治西藏的模式，也能实行于当代。达赖集团把清代模式下的自治当作中央和自己都能接受的底线，他们一直在孜孜以求，时而平静时而激烈。
由于国家在西藏问题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西藏当地还有大量的其他民族。中央已经不可能放弃对当地内部事物的管理，这就永远满足不了当地强势集团的利益追求。
以清代模式解决西藏问题，这种统治权术是危险的，一旦中央政权被削弱后，各少数民族地区就会萌生出独立的强烈动机。辛亥革命后，蒙古、新疆、西藏都出现独立问题。当时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都自认为自己是中央政府里的多元组成，一旦清王朝被推翻彼此就失去了凝聚在一起的理由。
梁启超先生在《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中明确提出：“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例如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1月8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要求勤王，后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在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如下通告：“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之后，西藏爆发“驱汉事件”。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发生民族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这就是“多元一体”在中央政权垮台后的恶果。
事实证明，输血，经济扶植并不能解决当地人的思想意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要用各民族都认可的价值观念，理想、信仰把人心统一起来、凝聚起来。当绝大多数当地人都认为做一个中国人很光荣、更有道德感，感觉到了作为中国人的崇高和自豪，也有利于今后的幸福生活时，那么就会自觉抵制分裂，反对达赖集团，分裂势力还会嚣张吗？
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还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当然不可能让人们感觉到做中国人特有的尊严感和道德感，要想将各个民族团结和统一起来更是痴念。
参考文章：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满清翻案关键一步,舒乙散布毛主席谈“满清很了不起,康熙的历史功绩”
穷途末路的民族国家理论－“多元一体”说
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中国，不能曲解为56民族的中国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注1]：2004年十一月八日,新京报登出了马大正评价清军入关的谈话：“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lx080905.shtml
作为新编清史主要负责人马大正公然提出，清兵入关是正义的，因为它给中国带来“康乾盛世”。
[注2]：1987年，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身着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喇嘛教的气势大增，伍后被人称呼为喇嘛书记。
[注3]：从那时候开始，不管合不合情理，政策文件、领导发言不再说全国人民，而一律代之以全国各族人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13ae601018b9x.html
(2012-10-02 19:27:49)
本文9月1日首发于乌有之乡，后发于联合早报，现在已经广为转载，文章中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已经得到侧面印证，今有所修改发于博克。
钱穆在《历代政治得失》里谈起清朝，说清朝“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法术治国贯串清代始终。而在改革开发之后，理想主义的丧失，实用主义的泛滥，用的也是“治术”，这时的口号是：“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共产主义是一场运动”等等。道理不用讲，是非、正义、邪恶都不必论，能实现目标就行，是各种权术滥用的时代。
既然都是“术”了，前人的经验不可不学，特别是满清皇帝统治国内各族的手腕，令人倾羡不已，符合“当代”需要，值得效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曾悄悄地掀起一股“康乾热”。“康乾盛世”国家统一，政权稳定和强大。学习清朝统治者的统治策略，把当代中国打造成第二个“康乾盛世”就是当时的执政思路。
也正因为当政者有这种思路，调动起一大批御用精英、帮闲文人、清史学家兴风作浪。在这些文人的逢迎下，满清皇帝被美化成光荣、伟大、正确的领袖形象，满清王朝被无限拔高，掀起十几年的满清翻案歪风。以下是几个典型的文化事件：1994年余秋雨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写下《一个王朝的背影》，这篇散文还被塞进中学语文教材。94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刊登舒乙提供的“毛泽东论康熙和满族功绩”，这篇口述疑点甚多，至今不见官方出面证实，但是登出这篇东西却是有政治影响的，它利用毛的声望为歌颂满清打下了群众基础。其次是蓄意掩盖了建国三十年来政府一直对满清的批判立场，欺瞒了国人。之前之后社科书刊大量出现歌颂“康乾盛世”的文章，歌颂满清的所谓电视正剧更是粉墨登场，“辫子热”一浪高过一浪，一直持续到今天。
再有一个就是二月河的神化满清皇帝小说系列，这些东西后来都被拍成历史正剧，影响很大。之后是戴逸给部级领导讲“康乾盛世”，一些地方大员毫不隐瞒地说正在读康熙、雍正、乾隆如何治国。这一系列的步骤和现象都证明当时的决策层的确是想把当代中国打造成第二个“康乾盛世”，满清的治术成为执政理国的圭臬。
然而这种所谓的“盛世”却是极度不公平的，是贵族精英们的天堂，普通老百姓的地狱。“康乾盛世”的财富集中到少数满清贵族手里，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晚明来明显下降，从门多萨和马戛尔尼对两代中国不同记述中不难看出这点。
再者，如此吹捧满清的结果是满清遗丑沉渣泛起。他们吹嘘“康乾盛世”强盛、伟大，那么能导致这种伟大盛世存在的前因后果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注1]，所以我们惊讶的发现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书报刊、影视剧充满了对满清皇帝肉麻式的称颂，主流媒体不会出现一篇批判满清政权在鸦片战争前的文章，各大论坛严格限制对满清的批判，同时对明朝的诋毁到了空前的高度。媒体试图给人们灌输这种印象：清朝的衰落，政治的黑暗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恶果，特别是源于明朝的弊政，而伟大光明则是满族精英努力的结果。
所谓的“康乾盛世”存不存在就成为这段历史争论的关节点。这一争论背后还有精英的盛世还是民众的哀世？要速度还是要品质？要财富还是要环境？要精英政治还是要以人为本的根本问题？背景之复杂，运作之微妙，绝大部分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至今也不见有人公开。这些不是本文所能讲清楚的。以下只谈谈西藏问题，效仿清代的民族政策，机会主义解决不了西藏问题。
一、清代的“帝国式统治术”
所谓清朝的“帝国式统治”就是在实行民族等级制度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其中对蒙、新、藏、满地区，清王朝处理这四个地区的最基本原则是将它们看作是非汉人属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在这些地区，清王朝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在政策和执法中还故意偏袒当地人。
此外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清王朝这样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威慑汉人，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无形之中迫使汉人老老实实的做二等人。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了中国近270年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清王朝的统治下，藏、维、蒙等民族并没有形成中国人意识。（摘自王柯的“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从而对西藏实现控制，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
此外，清廷还派出驻藏大臣和少量驻军来总督西藏大事，小事则不管。满清皇帝在信仰上与西藏人一致，这是清廷在精神上控制西藏的最好方法，满清政府在汉族地区大兴理教，效果也很好。
自59年平叛以来，西藏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央决策层，改革开发以后，中央决策是以稳定为目标，以发展为手段试图解决西藏地区的分裂主义势力。一些专家汲取满清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特别是清朝处理西藏问题的经验，他们也学着尝试对西藏地区实行新政。国家财政大力扶植西藏，给藏人以极大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方面的扶植和优惠，还大力保护和发展藏传佛教[注2]。为此中央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行政执法时偏袒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犯罪现象实施“两少一宽”。以为这就能够实现稳定、统一、团结。效果如何呢？今年3·14拉萨骚乱就是结果，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
在80年代初，对西藏、新疆地区，当时的中央还提出很类似清代治藏的“新政策”。一次在有关新疆问题的会议上，当时的领导层提出：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之前中央还大量撤出了援藏人员。
这就是达赖他们最希望中央兑现的高度自治了，不过达赖希望这个自治区的首脑由他们的人来承担，自治区范围要更扩大。
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立刻引起了民族地区的混乱，后来虽有所修补，但是指导思路并没有根本变化。
这种政策的失误在于“恢复清代模式”是不可能的。在清代时，西藏基本与世隔绝，基本处于半独立状态，僧侣阶级将广大农奴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还出现在今天呢？仍然采用清代模式，反而给达赖集团以幻想，幻想自己还能回到过去的旧西藏。
共产党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再采用法术也不可能模仿清皇帝带头信喇嘛教，而且这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外披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外衣，内心还是政教合一那套统治西藏的治理术，怎么可能在精神世界上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上层势力根本不领情，群众跟着宗教势力跑，又失去了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支持，这就是这种政策的恶果。事实证明如果不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投降于宗教上层，就没有统治基础，就毫无力量。
然而，这一指导原则一直被奉为圭臬，后来被御用学者引申出“多元一体”论，把好好的一个人民共和国解释成五十六民族共和国。[注3]
二、荒谬的“多元一体”说
效仿满清的帝国架构，延续“自古以来”说，学者们提出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共同组成中国。“多元一体”在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强调的是“多元”，为了让少数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元”以实现和汉族“平等”－平起平坐，主流舆论无不过度拔高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他们的民族意识。而所谓的“一体”，面对高度认同的民族则缺乏理论说服力，显得相当的苍白无力，至于那些幻想独立的分裂势力则毫不领情。他们会反问，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就不能独立了吗？比如今天的蒙古，是不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体？为什么中央还派员祝贺“蒙古国建国八百年”？
“多元一体”论的误区是不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反而树立人们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事端、纠纷、利益冲突都可能上升到民族问题，走民族政策这条线去解决，这就进一步了激发人们的民族情结、民族情绪。如果过于强调、强化一个民族的特殊，那么在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相对立的意识下，“民族”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排他的利益集团，甚至进而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而在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对于一个同时具有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双重身份的人来说，绝对难以做到对于民族和国家保持双重的忠诚。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目的只是停留在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一点之上，其本身反而可能成为阻碍国家整合的因素。（摘自《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多元一体”之说，毫无疑问首先是要强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在高涨的民族情绪支配下，西藏、新疆特别是在干部群众中出现排斥汉人、排斥中央的情绪并不奇怪。
拉萨“3·14”事件证明在藏区达赖分裂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既便当地的政府组织、党组织在应付此类分裂势力也是力不从心，有的甚至阳奉阴违。
据网民报道：“在这次事件的参与者中，有不少是青少年。据说，在某学校某班班中，进行民意调查，问达赖是好人还是坏人，学生的回答让老师吓出一身冷汗－全班40多个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是坏人，其余均说是好人！这几年，我们在广大农牧区实施了很多惠民政策，广大农牧民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可为什么参与“3·14”事件那么多呢！”
“有些藏族干部中在思想深处是与国家离心离德甚至暗中同情或支持达赖及其分裂主义分子的，参与、同情、支持、声援“3·14”事件的也有。尤其西藏基层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干部队伍中，正科级以下人员中，大概10个人中，藏族有8人以上，汉族最多有2人。“3·14”事件的发生，执法队伍“没有”预感和知觉，与藏族执法干部或多或少都有倾向是有关系的。”
“‘3·14’中，藏族警察全然不见踪影，好像全部从人间蒸发了，甚至有些边跑边脱警服，更有甚者在为骚乱者通风报信。”
显然这些人的民族意识远远大于公民意识，更远远大于公务员意识、党员意识。公民意识没有，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多元”见到了，“一体”在哪儿？。
三、机会主义必然以颠倒历史是非、信仰丧失为代价，而丧失统一的信仰造成的是更深的民族隔阂
西藏问题反映出改革开发以来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问题，是全民族统一信仰的缺失。没有一个统一的让各族人民都信服的价值观、信仰。怎么能赢得西藏基层干部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呢？
机会主义者的治边思路，以稳定为目标，以统一为最高原则，“统一神圣，是为一体”。为此在意识形态上可以无限让步和倒退，纵容狭隘民族意识、民族情结，甚至对那些落后的、残暴、愚昧、野蛮的民族历史，都因为归结到民族文化而不予清理，反而以颠倒历史是非的方式逆向处理。民族英雄和汉奸从此颠倒，是非、道德观念完全颠覆。喉舌总是超出主子的意图，塞进自己的私货，而主子要利用喉舌也就顺势纵容。既然中国已经被解释为五十六民族组成的，满清王朝摇身一变一跃竟然成了这个多元中国法理上的缔造者。满遗势力趁机而起，大肆歪曲历史，抹黑中华文明，为满清野蛮王朝涂脂抹粉。
比如清史专家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央视里就说：“大清是成熟的、理性的自由社会”，“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大清远迈汉唐，因为大清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图腾！”04年沈阳庆祝满清入关360周年，将其当作盛大节日。央视播放《施琅大将军》把汉奸当民族英雄歌颂。鞍山纪念尚可喜，南安纪念洪承畴，这些汉奸都被当地树为爱国主义英雄。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打着“统一神圣”的旗号。
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人物不切实际的吹捧，对汉族历史和英雄人物的蓄意贬低，对历史上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漠视，对民族人士特殊的政治经济待遇，所有这些反而促使当地人萌发更高的民族情绪。《狼图腾》之类的作品，貌似以少数民族的视角，公然站住野蛮的立场，宣扬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把民族关系说成狼和羊的关系。把草原民族歌颂为强悍的狼，又把汉族描写成懦弱无能的羊，将游牧民族对中原的杀掠说成是输血、进步。这类书大肆泛滥，在强化少数民族“狼意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对汉族产生蔑视。强化民族意识的恶果是离心现象越来越多，比如国内大部分少数民族网站都有仇汉分裂独立的言论，有的还成为网站主线。分裂问题越来越难处理。
四、清代模式埋伏下分裂隐患
中央的民族新政策也曾让达赖集团产生错觉，以为清朝统治西藏的模式，也能实行于当代。达赖集团把清代模式下的自治当作中央和自己都能接受的底线，他们一直在孜孜以求，时而平静时而激烈。
由于国家在西藏问题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西藏当地还有大量的其他民族。中央已经不可能放弃对当地内部事物的管理，这就永远满足不了当地强势集团的利益追求。
以清代模式解决西藏问题，这种统治权术是危险的，一旦中央政权被削弱后，各少数民族地区就会萌生出独立的强烈动机。辛亥革命后，蒙古、新疆、西藏都出现独立问题。当时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都自认为自己是中央政府里的多元组成，一旦清王朝被推翻彼此就失去了凝聚在一起的理由。
梁启超先生在《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中明确提出：“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例如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1月8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署名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呈书要求勤王，后再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可以看出，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清王朝的臣民却不愿意成为中国的国民，既然辛亥革命爆发，蒙古也就应该独立。
在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如下通告：“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之后，西藏爆发“驱汉事件”。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发生民族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这就是“多元一体”在中央政权垮台后的恶果。
事实证明，输血，经济扶植并不能解决当地人的思想意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要用各民族都认可的价值观念，理想、信仰把人心统一起来、凝聚起来。当绝大多数当地人都认为做一个中国人很光荣、更有道德感，感觉到了作为中国人的崇高和自豪，也有利于今后的幸福生活时，那么就会自觉抵制分裂，反对达赖集团，分裂势力还会嚣张吗？
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还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当然不可能让人们感觉到做中国人特有的尊严感和道德感，要想将各个民族团结和统一起来更是痴念。
参考文章：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满清翻案关键一步,舒乙散布毛主席谈“满清很了不起,康熙的历史功绩”
穷途末路的民族国家理论－“多元一体”说
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中国，不能曲解为56民族的中国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注1]：2004年十一月八日,新京报登出了马大正评价清军入关的谈话：“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lx080905.shtml
作为新编清史主要负责人马大正公然提出，清兵入关是正义的，因为它给中国带来“康乾盛世”。
[注2]：1987年，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身着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喇嘛教的气势大增，伍后被人称呼为喇嘛书记。
[注3]：从那时候开始，不管合不合情理，政策文件、领导发言不再说全国人民，而一律代之以全国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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