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迁移]戳穿所谓的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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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多年来对于“康乾盛世”的阵阵歌功颂德，我反复探索思考之后，提出一些实事求是的看法，跟大家讨论。所谓“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续115年。某些学者作家们颂扬这百年辉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历史奇迹”。
我们必须追究：历史真相到底如何？
满清入关吞占全国以后，实际上跟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类似，造成中华文明的毁坏和全面大倒退。康熙雍正乾隆等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中止了明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扼杀了科技文艺事业的进步。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时期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并不值得自吹自擂、引以为光荣和“民族骄傲”，而必须深入清算，总结历史教训。
直到如今，它的后遗症仍然阻碍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
始终存在着血腥的民族冲突
几乎没有文化（甚至刚刚开始使用文字）的满族统治者从入关开始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血淋淋残酷暴行，到覆灭前夕“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切齿诅咒，从始到终，哪里有什么“清朝政权的利益代表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江浙一带（包括昆山平湖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都遭受屠城之灾，竟将四川全省屠净。历史上哪一次改朝换代给中华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劫难？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纪中叶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杀才可与之相比。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谓“仁政”。
清朝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把它征服的中华各民族看作奴隶，实行野蛮血腥的民族高压政策。强调满汉不通婚；筑起种族隔离墙，不准汉族去东北，不准蒙族平民入汉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歧视。
从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满清皇朝的斗争。
“康乾”社会比明代大倒退
满清入主中原，造成社会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习、农奴制的烙印，随处可见。野蛮的“圈地运动”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华全国的生产力。社会上一片“主子、奴才”的令人厌恶的喳喳声。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奴才意识，驯养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国民性。
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摊丁入亩”的税制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扼杀了产业化的苗头。
旁观者清。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章第一节所引）
在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退化到了“半野蛮人”时代（见英使马戛尼的中国行记）。
“康乾”工商业远逊前朝、落后西方
我国宋代工商业早已非常发达。经过蒙古元朝的大破坏而逐步复苏，明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一说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而所谓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所谓“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
不但要在国内比较，还要到国际上比较。欧洲复兴以来，启蒙运动、体制改革、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蒸汽机、纺织机、火车轮船、机械制造、现代工厂林立，就连相对落后的俄国也在彼得大帝时期向英法德学习，走向进步。而老朽的满清帝国却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在这“康乾盛世”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舰前来敲开“满大人”锈蚀腐烂不堪的国关大门。
人口剧增并非“好事”
康乾时期之所以被吹嘘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剧增。明代全国人口稳定在六千万左右（据王世贞记载，明代人口最高数字6330余万 ）；经过战乱后的恢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农村推广，导致“人口膨胀”。
满清起初征税的原则是按人头收税。这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据实上报人口，因报得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赋税不均，富者营私舞弊，虽坐拥千亩田产而少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仍尽劳动之责。
历史证明：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紧缩了优质劳动力的增长空间（余地），从而严重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日益腐败的八旗体制
满清入关侵占全国，主要依靠八旗体制。每年旗禄几千万两白银，满蒙汉八旗成了满清政权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视下的满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缺德少才的满蒙王公、贵族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朝廷执掌大权的达官贵人和各省巡抚总督，大多数为满蒙世袭，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敲诈勒索，蹂躏百姓。曾经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儿、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他们的形象就是提鸟笼、逛妓院、赶饭局、玩金鱼儿、斗蛐蛐儿、唱小曲儿……的一群“无知、无耻、无畏”的寄生虫。
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兵（八旗以外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用绿色军旗而得名）。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以至于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管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中国从此陷入挨打的深渊。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特征是：罪状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起，证据也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成。一个字或一句诗一旦被认为诽谤皇上或讽刺满清政权，即构成刑责。满清王朝初期，顺治、康熙“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文字检察制度。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反常疯狂者则是所谓“爱好文化”的乾隆皇帝！
关于“避席畏闻”的文字狱，史料极多；鲁迅先生也有所阐述。本文选取乾隆时期几个典型的文字狱，引录如下：
（1）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2）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3）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4）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5） 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6）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乾隆制造的“文字狱”是强加的“莫须有”罪名，目的旨在维护专制。
（某些内容转引自《清高宗乾隆帝》和《关于康乾盛世》等文，有改动；原作者未详，特致谢意！引用历史档案资料恕不一一指明出处。）
［附录1］康乾盛世的工业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
清廷下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者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附录2]满清和西方记载的屠杀纪录
诸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这类记载的满清暴行，大家或许都不陌生。
下面，主要列举满清官方资料，以及第三方叙述的满清暴行。
第一部分：满清官方屠杀文告
首先，满清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
第二部分：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若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第三部分：满清入后的大屠杀
1、 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满清入关后，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 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杜文凯 《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 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 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2、各种时人笔记和地方志的记载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
“满城杀尽，然後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3、清军的性暴行（扬州十日和江变记略中的常见资料，以下不列入）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军江阴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1人。（道光《江阴县志》卷20《烈女》）
清军扬州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 雍正《扬州府志》卷34 ）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4、满清掠夺虐杀汉族奴隶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5、满清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