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援助不行，文化教育还不行，那什么才是保证边疆稳...
经济援助不行，文化教育还不行，那什么才是保证边疆稳定的根本？
原创 2017-05-13 沪部尚书 历史启慧
前言
华夏民族自古来都是文化认同，少有血缘认同，只有在政策推动下的文化认同，才能表现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这是维护统一的利器与根本途径。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文化差异下的经济发展与现代教育，只能培养出敌人。
先前研究历史，往往会在一个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裁剪，从而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的结论。
要真正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必须摒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还原和探究历史残酷的本质，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经济支援与实际退让，都会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批宋襄公。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一、唐代民族与边疆政策的失败
公元618年唐朝的建立，恰逢南北朝历史大混乱，传统的华夏文化与道德伦理遭遇近三百年的侵蚀和破坏，此时文化已经变质和衰败，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振兴与发展。
但是在唐太宗至唐玄宗的全盛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或主动归附。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允许他们维持自身的习俗和和信仰，允许集中居住。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所在关中地区，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长安及周边呈现一种多元文化的景象。
从皇室自身角度讲，当朝李氏出于北方边塞鲜卑化的汉人，对华夷之辨不感冒也不相信，只要言行举止和正式场合君臣礼仪，不出现混乱即可，至于风俗习惯和衣冠服饰，都无足轻重。
这是一种毫无民族问题经验的政治天真。李唐王朝只重视经济发展和虚浮的军事震慑，完全忽略了文化认同在国家管理中的根本作用。
传统文化表层范围的异化，对于中远地带的汉族的文化根本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对于关中、河东、河南之地的居民则影影响深远。事实上，与“胡化”对立的是“汉化”，当这一地区的异族保持原有的习俗和信仰，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反而会导致原居的汉民族产生“胡化”，这种区域性“胡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胡化”是完全不同的，它表现的是“文化寄生”，“文化繁殖”到最终的“反客为主”。
现在很多国人都盛赞唐代文化何等开放，殊不知正因为这些后世所谓的开放和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唐代对归附中央的异族统治一直停留于表层：即简单的军事占领和名义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统治后患无穷，如果不了解历史，看看当下混乱的欧洲就可以想象得出来。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胡化”的同时，存在着“汉化”的逆过程。这种“汉化”使得这些游牧民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使这些异族迅速地摆脱愚昧，进入文明时代。这种不是同化的“汉化”。
这些民族在学习先进文明的同时，保存了本民族的主体与信仰。这种“汉化”没有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教化之功，恰恰是用华夏文明的先进成果去武装了自己的未来敌人。因为我们没有在实力具备绝对优势的时期对西北地区建立完全有效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因为文化同源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永久屏障。
唐朝最终思想开放变成全民思想混乱，边境开放变成异族步步为营；儒学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
有唐289年，给百姓135年的和平生活，却有150多年的战乱；有唐一代，中断了丝绸之路，丢失了西域，丧失了河南、河东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国的艰难。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中国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动乱年代（如果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时间更久）。
学习了当时先进制度的少数民族，也陷入了击鼓传花的怪圈。学了中原王朝的制度的辽，被还没学中原王朝的制度的金打垮；而后来金学了中原王朝的制度，却被还没学中原王朝的制度的蒙古打垮。
唐代对待异族的开放态度，是一种富贵和顺境期间人类应有的弱点，人作为个体是有可能克服这种弱点的，但是作为群体则不可能，这个弱点就是——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有什么理由去思考悬崖的高度？
二、祸患无穷被动千年
唐代失败的民族政策，看起来和谐，大家精诚合作，各自发挥特长。可是历史最后的发展，却绝非如此简单而美好。
在历史的层面上，政治上的取巧是没有好结果的。
安史之乱的极盛而衰，为后来一千年的惨痛历史撬动了齿轮，其严重程度，不亚于路过牛家村的丘道长。
当中原还处于战乱之时，公元907年，契丹帝国成立于北方并一直威胁中原各个王朝；党项人也是利用中原动乱的机会，迅速扩张势力，最终让北宋的各个皇帝如鲠在喉。
在宋朝，华夷大防被提高到了变态的地步，汉人再也没有自信去搞万国来朝，同时，坚守在西域和凉州的汉人残部，被西进的喀拉汗王朝逐一消灭，其惨烈和悲壮令人痛哭，不亲自去那些遗址看一看，是不能够了解边疆地区汉人的坚忍和爆发力的，他们还坚守着唐代的年号，而大唐早就抛弃了他们。
反观与唐朝同处一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策及其稍后整个西域的伊斯兰化，唐朝民族文化政策的失败就再清楚不过。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实现侵略的主要形式都是文化殖民，正因为这种政策的成功，造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且幅员辽阔。
而华夏文明自唐代之后只能自保，要不是宋儒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理学和华夏民族的正统理念，将学术研究由国家的行为演变成民间的自觉，即便国亡于上但学存于下，最后保留了文明的种子。否则以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势头，我们现在很难说华夏是否也会伊斯兰化。
要知道，当时参与元朝政治管理的，军事指挥的除了蒙古贵族外，基本上是回回。伊斯兰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官方文化。
到了明代，朱元璋完成了汉人的复仇以后，刚刚从灭国的废墟中苏醒的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明朝变得过于刚猛和不妥协，纳贡？拖出去。和谈？拖出去。打不过？打不过就去死。王朝秉性，成功塑造了明末悲壮的历史。
满清夺权之后，夷夏大防提高到了新的变态等级——这一次是逆向的，明末汉人文官的苟且让满清明白，僵化体制对自己民族性的巨大腐蚀。
以盛唐时期的国力，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然而，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唐代只有强大的政治而没有繁荣的文化，而且前不如战国、汉代，后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
有人拿出唐诗为例，殊不知只有百年之运的元代也有小曲奉献给历史。诗也好，曲子也好，这些文学形式只能表达人们一时之情，不能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可否认，韩愈是一座丰碑，但他只是划破天空的一颗流星，余辉照耀的是两百年后的宋儒。
忽视政策层面上的根本原因，却完全归罪于的民族差异，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永远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从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进程看，要想实施永久的统治，政权的建立只是开始，文化的建设才是基础，文化上的统一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
三、日本如何收服北海道
德川幕府时代，统一的日本民族——和族已经形成，他们说日语并具有共同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信仰。此时的虾夷地（北海道前身）是不幕府将军的领地，但也不是明确的外国领土。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确定日本疆域，出于经济和战略需要，日本将北海道也划入日本国土之中。但是当时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如中国、俄国和朝鲜的认可。
1869年，日本将虾夷地正式更名为北海道，并设立北海道拓殖使。为了使北海道尽快日本化，日本政府可谓使出浑身解数，首政府先想到的就是发展经济，那些初掌政权的年轻政治家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天真的以为当地土著阿伊努人只要生活水平提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会被大和民族同化。
事与愿违，当地的阿伊努人在发展经济和接收教育后，反而更加具有自由独立的倾向，反叛不断。到1882年北海道拓殖使被取消时，日本在北海道只是取得了一些细微的成就，促进了当地酿酒业和捕鱼业的发展。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日本的另外一项政策——移民，却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截至1889年，大约有2000个内地武士家庭从允许他们利用政府贷款，以市场价的半价购买北海道的荒地的计划中受惠。与此同时，近8000名前武士在军事殖民地定居，他们每家都得到了一块未耕地和房屋、家用品、农具，而且在同意耕种土地和遭受侵略时帮助保卫北海道后，还得到了三年的粮食供应。19世纪90年代，在政府宣布为所有移民，不论其社会背景如何，提供10年免税免租待遇，而且10年之后即获得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田产后，移民数量更是大幅度上升。
作为北方政策的一部分，明治政府否认阿伊努人属于不同的种族，着手完成把他们吸收到日本社会的计划。19世纪70年代，新政权因袭早年幕府的做法，命令阿伊努人不得戴耳环、纹身，强迫他们改穿日本服装，梳日式发型。
在明治时代，同化的计划不局限外观的改变，还要根除阿伊努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明治政府听取了外国顾问，如前美国农业部长卡普伦（他曾帮助制定美国西进运动中镇压当地人反抗的计划）等人的忠告，强迫阿伊努人参拜神道教神社，取日本人的名字。为了节约时间，减少麻烦，人口调查处的官员有时候让整个部落姓同一个姓氏，在学校里，阿伊努儿童要学习日语，阅读强调敬畏天皇效忠国家就会获得幸福的课文。
移民政策带来了整体文化氛围的改变，文化认同让阿伊努人最终从心理上认同了日本的民族与国家观念。
冰冷的政治学原理会教育我们，一个民族的衣冠，服饰，礼仪，语言，一体而言，不可偏废，只有强调不同之处，才能维持比较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治政府在北海道的政策破坏了当地阿伊努人的文化，使其难以修复，但是到了明治末期，北海道毫无疑问已经属于日本，而且再也没有分开过。
外界经过一阵喧闹和指责，也逐渐承认北海道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诸君哪位听说过北海道人民闹独立？
日本政府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四、何去何从
人们总是用自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思考和处理很多问题，这种方式充满了历史的幼稚。
法国波旁王朝的首相黎塞留曾经说过：在道义上正确的事情，在政治上未必如此。
为什么第一代进入欧洲穆斯林文盲移民，能够勤勤恳恳在工地车间工作，第二代、三代受过更好教育的穆斯林移民却厌恶这些不体面的劳动，而且还选择拥抱宗教极端主义？
在任何一个国家，忽视文化认同，一味的强调经济发展和现代教育，只能与当初的目的南辕北辙。
在任何一个国家，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必须接受同为统一民族的同一文化，没有例外。
历史就是残酷而泥沙俱下。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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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5-13 沪部尚书 历史启慧
前言
华夏民族自古来都是文化认同，少有血缘认同，只有在政策推动下的文化认同，才能表现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这是维护统一的利器与根本途径。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文化差异下的经济发展与现代教育，只能培养出敌人。
先前研究历史，往往会在一个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裁剪，从而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的结论。
要真正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必须摒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还原和探究历史残酷的本质，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经济支援与实际退让，都会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批宋襄公。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一、唐代民族与边疆政策的失败
公元618年唐朝的建立，恰逢南北朝历史大混乱，传统的华夏文化与道德伦理遭遇近三百年的侵蚀和破坏，此时文化已经变质和衰败，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振兴与发展。
但是在唐太宗至唐玄宗的全盛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或主动归附。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同时允许他们维持自身的习俗和和信仰，允许集中居住。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所在关中地区，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长安及周边呈现一种多元文化的景象。
从皇室自身角度讲，当朝李氏出于北方边塞鲜卑化的汉人，对华夷之辨不感冒也不相信，只要言行举止和正式场合君臣礼仪，不出现混乱即可，至于风俗习惯和衣冠服饰，都无足轻重。
这是一种毫无民族问题经验的政治天真。李唐王朝只重视经济发展和虚浮的军事震慑，完全忽略了文化认同在国家管理中的根本作用。
传统文化表层范围的异化，对于中远地带的汉族的文化根本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对于关中、河东、河南之地的居民则影影响深远。事实上，与“胡化”对立的是“汉化”，当这一地区的异族保持原有的习俗和信仰，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反而会导致原居的汉民族产生“胡化”，这种区域性“胡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胡化”是完全不同的，它表现的是“文化寄生”，“文化繁殖”到最终的“反客为主”。
现在很多国人都盛赞唐代文化何等开放，殊不知正因为这些后世所谓的开放和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唐代对归附中央的异族统治一直停留于表层：即简单的军事占领和名义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统治后患无穷，如果不了解历史，看看当下混乱的欧洲就可以想象得出来。
另一方面，西北地区“胡化”的同时，存在着“汉化”的逆过程。这种“汉化”使得这些游牧民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使这些异族迅速地摆脱愚昧，进入文明时代。这种不是同化的“汉化”。
这些民族在学习先进文明的同时，保存了本民族的主体与信仰。这种“汉化”没有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教化之功，恰恰是用华夏文明的先进成果去武装了自己的未来敌人。因为我们没有在实力具备绝对优势的时期对西北地区建立完全有效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因为文化同源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永久屏障。
唐朝最终思想开放变成全民思想混乱，边境开放变成异族步步为营；儒学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
有唐289年，给百姓135年的和平生活，却有150多年的战乱；有唐一代，中断了丝绸之路，丢失了西域，丧失了河南、河东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国的艰难。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中国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动乱年代（如果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时间更久）。
学习了当时先进制度的少数民族，也陷入了击鼓传花的怪圈。学了中原王朝的制度的辽，被还没学中原王朝的制度的金打垮；而后来金学了中原王朝的制度，却被还没学中原王朝的制度的蒙古打垮。
唐代对待异族的开放态度，是一种富贵和顺境期间人类应有的弱点，人作为个体是有可能克服这种弱点的，但是作为群体则不可能，这个弱点就是——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有什么理由去思考悬崖的高度？
二、祸患无穷被动千年
唐代失败的民族政策，看起来和谐，大家精诚合作，各自发挥特长。可是历史最后的发展，却绝非如此简单而美好。
在历史的层面上，政治上的取巧是没有好结果的。
安史之乱的极盛而衰，为后来一千年的惨痛历史撬动了齿轮，其严重程度，不亚于路过牛家村的丘道长。
当中原还处于战乱之时，公元907年，契丹帝国成立于北方并一直威胁中原各个王朝；党项人也是利用中原动乱的机会，迅速扩张势力，最终让北宋的各个皇帝如鲠在喉。
在宋朝，华夷大防被提高到了变态的地步，汉人再也没有自信去搞万国来朝，同时，坚守在西域和凉州的汉人残部，被西进的喀拉汗王朝逐一消灭，其惨烈和悲壮令人痛哭，不亲自去那些遗址看一看，是不能够了解边疆地区汉人的坚忍和爆发力的，他们还坚守着唐代的年号，而大唐早就抛弃了他们。
反观与唐朝同处一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策及其稍后整个西域的伊斯兰化，唐朝民族文化政策的失败就再清楚不过。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实现侵略的主要形式都是文化殖民，正因为这种政策的成功，造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且幅员辽阔。
而华夏文明自唐代之后只能自保，要不是宋儒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理学和华夏民族的正统理念，将学术研究由国家的行为演变成民间的自觉，即便国亡于上但学存于下，最后保留了文明的种子。否则以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势头，我们现在很难说华夏是否也会伊斯兰化。
要知道，当时参与元朝政治管理的，军事指挥的除了蒙古贵族外，基本上是回回。伊斯兰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官方文化。
到了明代，朱元璋完成了汉人的复仇以后，刚刚从灭国的废墟中苏醒的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明朝变得过于刚猛和不妥协，纳贡？拖出去。和谈？拖出去。打不过？打不过就去死。王朝秉性，成功塑造了明末悲壮的历史。
满清夺权之后，夷夏大防提高到了新的变态等级——这一次是逆向的，明末汉人文官的苟且让满清明白，僵化体制对自己民族性的巨大腐蚀。
以盛唐时期的国力，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然而，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唐代只有强大的政治而没有繁荣的文化，而且前不如战国、汉代，后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
有人拿出唐诗为例，殊不知只有百年之运的元代也有小曲奉献给历史。诗也好，曲子也好，这些文学形式只能表达人们一时之情，不能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可否认，韩愈是一座丰碑，但他只是划破天空的一颗流星，余辉照耀的是两百年后的宋儒。
忽视政策层面上的根本原因，却完全归罪于的民族差异，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永远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从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进程看，要想实施永久的统治，政权的建立只是开始，文化的建设才是基础，文化上的统一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
三、日本如何收服北海道
德川幕府时代，统一的日本民族——和族已经形成，他们说日语并具有共同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信仰。此时的虾夷地（北海道前身）是不幕府将军的领地，但也不是明确的外国领土。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确定日本疆域，出于经济和战略需要，日本将北海道也划入日本国土之中。但是当时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如中国、俄国和朝鲜的认可。
1869年，日本将虾夷地正式更名为北海道，并设立北海道拓殖使。为了使北海道尽快日本化，日本政府可谓使出浑身解数，首政府先想到的就是发展经济，那些初掌政权的年轻政治家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天真的以为当地土著阿伊努人只要生活水平提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会被大和民族同化。
事与愿违，当地的阿伊努人在发展经济和接收教育后，反而更加具有自由独立的倾向，反叛不断。到1882年北海道拓殖使被取消时，日本在北海道只是取得了一些细微的成就，促进了当地酿酒业和捕鱼业的发展。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日本的另外一项政策——移民，却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截至1889年，大约有2000个内地武士家庭从允许他们利用政府贷款，以市场价的半价购买北海道的荒地的计划中受惠。与此同时，近8000名前武士在军事殖民地定居，他们每家都得到了一块未耕地和房屋、家用品、农具，而且在同意耕种土地和遭受侵略时帮助保卫北海道后，还得到了三年的粮食供应。19世纪90年代，在政府宣布为所有移民，不论其社会背景如何，提供10年免税免租待遇，而且10年之后即获得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田产后，移民数量更是大幅度上升。
作为北方政策的一部分，明治政府否认阿伊努人属于不同的种族，着手完成把他们吸收到日本社会的计划。19世纪70年代，新政权因袭早年幕府的做法，命令阿伊努人不得戴耳环、纹身，强迫他们改穿日本服装，梳日式发型。
在明治时代，同化的计划不局限外观的改变，还要根除阿伊努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明治政府听取了外国顾问，如前美国农业部长卡普伦（他曾帮助制定美国西进运动中镇压当地人反抗的计划）等人的忠告，强迫阿伊努人参拜神道教神社，取日本人的名字。为了节约时间，减少麻烦，人口调查处的官员有时候让整个部落姓同一个姓氏，在学校里，阿伊努儿童要学习日语，阅读强调敬畏天皇效忠国家就会获得幸福的课文。
移民政策带来了整体文化氛围的改变，文化认同让阿伊努人最终从心理上认同了日本的民族与国家观念。
冰冷的政治学原理会教育我们，一个民族的衣冠，服饰，礼仪，语言，一体而言，不可偏废，只有强调不同之处，才能维持比较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治政府在北海道的政策破坏了当地阿伊努人的文化，使其难以修复，但是到了明治末期，北海道毫无疑问已经属于日本，而且再也没有分开过。
外界经过一阵喧闹和指责，也逐渐承认北海道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诸君哪位听说过北海道人民闹独立？
日本政府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四、何去何从
人们总是用自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思考和处理很多问题，这种方式充满了历史的幼稚。
法国波旁王朝的首相黎塞留曾经说过：在道义上正确的事情，在政治上未必如此。
为什么第一代进入欧洲穆斯林文盲移民，能够勤勤恳恳在工地车间工作，第二代、三代受过更好教育的穆斯林移民却厌恶这些不体面的劳动，而且还选择拥抱宗教极端主义？
在任何一个国家，忽视文化认同，一味的强调经济发展和现代教育，只能与当初的目的南辕北辙。
在任何一个国家，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必须接受同为统一民族的同一文化，没有例外。
历史就是残酷而泥沙俱下。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U1NjM0Mw==&mid=2651912511&idx=1&sn=81bfb6dfde57e7b1110c6fdcde612c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