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政权性质：满洲人的中国认同问题，满清防汉制汉...
清朝的政权性质：满洲人的中国认同问题，满清防汉制汉的民族隔离、羁縻政策
一道闪电
第一、明和后金（满清）在明朝末年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民族国家。
华夏民族：自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信仰中华文化的民族。古代国家认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标准的，不以地域做为标准。古代国家疆界是不断变化的，存在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国家，还有迁徙、流浪国家，难以用版图来明确国家和民族 。但民族认同是不会变化的，是以民族认同组织国家。如果按地域标准来判断，那么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不可能灭亡了，就无法解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灭亡的事实。
事实上，大东北地区（包括今俄罗斯远东部分）早在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中国的领土，明朝在东北设置的奴尔干都司的管辖范围远大于后来满清统治时期控制的东北地区。明朝时期，奴儿干都司是东北地区最高一级的军政机构，直接隶属于明朝中央政府。明朝奴儿干都司辖区幅员辽阔，北到外兴安岭以北（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南接图们江，东至日本海，东北囊括库页岛，西至斡难河（鄂嫩河，今俄罗斯境内）。即便到明代中后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制管辖之下。
而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后金集团核心的建州女真恰恰不是东北的土著居民。建州女真的祖先源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的野人部族，不同于宋朝时期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在明朝前期，建州女真的祖先早已迁到了朝鲜，后来他们因为在朝鲜受到打击，呆不下去了，这才向中国明朝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建州女真安置在了东北地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满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别深厚。
回顾历史，满清政权的前身——后金统治集团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起兵反叛，盗用宋朝时期的“女真”和“金国”的名号以增强自己对东北土著的号召力，建立后金割据政权，随后大肆抢劫屠杀东北的汉族百姓，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掳掠大批平民当奴隶，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
后金集团在当时提出的分裂独立要求，与现在的东突、藏独，性质毫无区别，程度上更为恶劣。东突、藏独还没有当时后金独立分裂分子如此凶残，如此疯狂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民族屠杀和抢劫掠夺，致使明朝东北的几百万汉人大部分被屠戮或沦为奴隶。
事实上，在后金起兵反叛，窃据东北之时，当时辽东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口还是汉人，明朝政府断然拒绝后金集团的分裂独立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在这以后，后金及随后的满清始终是外国自居，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始终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的政策，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东北的土地是中国的，那里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女真人后裔是中国人，但惟独不可以说后金和满清的统治集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怎么能把我们的意愿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岂非是太不尊重他们了？
当满清（后金）政权乘着中国明朝发生内乱，入关进行征服并大肆屠杀中国人的时候，这已经是典型的外国外族政权对中国的侵略、征服、屠杀。这与某些人所谓的“改朝换代”有本质性的区别：满清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广大中国平民的疯狂杀戮，对汉民族和其他反抗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通过“留头不留发”的民族屠杀强行改变汉族的服装风俗和民族传统。如果这种行为都不叫侵略，那么世界上就可以取消“侵略”这个名词！
一、明、清两国的相互承认。
虽然历史上女真人曾经接受过明朝政府的管辖，但是在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占据东北，正式从明朝分裂出去。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女真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
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其民族性同华夏民族迥然不同，也不受中国的册封和保护。这对于明来说是非法的是分裂中国的行为，明朝对于努尔哈赤的叛乱，派兵平乱，这就是萨尔浒之战。但是，当代中国史学界却颠倒黑白，不认为明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是反分裂的正义战争。
而自从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朝对辽东一步步失控。到1636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大明对那儿失去了实际控制权。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两国并立。这种情况类似于越南从明朝独立出去，这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不是你想否认就可以办到的,更何况努尔哈赤父子几乎把辽东汉人都杀光了，明朝失去保护国民的责任了。
明朝和满清两国在法理上的相互认定源自崇祯皇帝曾派密使去和满清皇帝皇太极的媾和，虽然媾和未成，但是实际上已经承认满清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到了南明大臣史可法已经派使节与满清谈判，史可法递交多尔衮书信称呼就是：“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而满清政权早就要求明朝确认其国家的存在了,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满清顺治皇帝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这种性质又和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不同，比如三国时期。分裂时期虽然各国都自称皇帝，但是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族裔”，有相同的民族意识和血统关系，相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都是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处于分裂状态。就如同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鉴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汉贼不两立”，各方都要求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所以从没有类似越南、朝鲜一样的要求真正去独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完成统一。
如果认为满清入关不是侵略，那么就必然认为独立后的越南、朝鲜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入侵甚至占领中国也不是侵略。这是领土中心主义在作怪。按这种历史观，如果满清打不进来，或者只打进一半，则满清对明的性质就算是侵略了？
满清入关时，明末士人的看法：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亡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明末社会，国家已非一家一姓所有，所以不提亡社稷，而说亡国，进而不提亡国，而说亡天下，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被灭亡，而是文明被野蛮战胜，是文明被毁灭，天崩地坼，率兽食人，从此人沦为“禽兽”，真是痛入骨髓。
那么满清统治者自己又是怎样认为呢？
顺治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写道：“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
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
慈禧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华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中国人)” “量中华物之力，结与国之欢心。”
曾担任慈禧的御前女官的清朝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的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子。
（详情参见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二、朝鲜、日本等东方人的看法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朝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朝鲜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满清乾隆、嘉庆年间，虽然距离大明的覆亡已经一百几十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一个曾经到过北京 、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现在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日本 ：满清入侵中国，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日 本 文人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日 本 从此干脆称中国为支那。日本 、朝鲜都不愿意再称中国为中国。
三、当时的西方人、马克思等名人的看法
对于民族国家概念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当时首先提出这种概念的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西方学者和西方社会普遍都认为明和清（鞑靼）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国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可汗八十大寿为名出使大清国。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出访清国的日记中写到：“（中国）自从被北方满洲或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
在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回程路上所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帝国的皇帝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可汗变成一个中国人”。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鞑靼人（满洲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
英国使者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英国使者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鞑靼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在热河，鞑靼皇帝（乾隆）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马戛尔尼称清朝乾隆皇帝是鞑靼皇帝。
英国副使乔治·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清帝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衣衫褴褛甚至裸体，一路上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认为清朝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清帝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我真的没办法了解这个国家（清朝），老百姓面露菜色，他们捡起我们喝过的茶叶渣滓洗干净继续使用，这里的民众一脸的苦悲，到处充满了悲观与痛苦，欺骗时有发生。没有我们英国农民脸上的满足之情。”
马克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这里，马克思说的是中国人要推翻满洲政府，而不是要推翻中国政府或者清政府。
马克思说：“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这里，马克思把满洲鞑靼人和中国人并列，当然是指两个国家民族。
马克思说：“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满洲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这里，很明显，马克思把鞑靼人（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了。
四、现代中国伟人和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看法
孙中山提出的革命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要把鞑虏（满清）驱逐出境。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大总统誓词中写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
毛泽东“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蒙元灭宋、满清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由毛泽东指导，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发表了《九评》，其中有“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社论）
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这里，鲁迅先生明确指出“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
鲁迅还说：“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郭沫若说：“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郭沫若还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范文澜说：“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抗满力量不能团结，小人排斥正人，争权夺利。汉奸的穷凶极恶”（《中国历史简编》2002年版）
翦伯赞曾经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吴晗说：“300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瞿式耜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们，却都无补于国家的沦灭，民族的被奴役。”（《300年前的历史教训》摘要）
在清朝民间，人民群众早就杨家将、岳飞等人搬上舞台，颂扬其民族英雄抵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满洲族入关前中国人地位问题，不能因为历史上某时刻满洲先世服从中国约束，所以此后所有时期满洲先世及满洲都属于中国人。如果这样的道理能够成立，那么今天的蒙古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宗主国之一了。没有永恒不变的领土，只有永恒不变的实力。中国历史，自古至今不是天生的56个民族，有的民族加入了中国，同样也有脱离了中国，当然也有反复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儿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就认为祖宗也是美国人，不能因为爷爷是日本人，就认为孙子一定也是日本人。
二十世纪下半页，由于政治的需要，当代中国主流史学界才逐渐认为满清和明是兄弟阋墙，其前后矛盾、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二、满洲人以“殖民者”身份统治中国
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治特权： 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麟，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钱穆说：“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 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 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和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第三、清朝的民族隔离、羁縻政策。（满清的帝国主义统治）
1、满清对汉族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满清政权统治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 部族统治，民族特权。其二 分区隔离，多元式统治。对此，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述得很清楚：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清代的统制政策：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
近代思想家谭嗣同对满清这种殖民式统治做如下感慨：“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碪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鸟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仁学》）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中国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
满清“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
满清的“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严禁汉人进入蒙、藏、回等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蒙、藏、回等民族地域的传播。
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
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蒙、藏、回等民族地域的管理。
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蒙、藏、回等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清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
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严禁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今东北地区），严禁汉人进入蒙、藏、回等民族地域。
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纳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人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洲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那里的传统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清朝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清朝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清朝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 ，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两百几十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中国两百几十年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的最早脉源。
一道闪电
第一、明和后金（满清）在明朝末年是两个互不隶属的民族国家。
华夏民族：自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信仰中华文化的民族。古代国家认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标准的，不以地域做为标准。古代国家疆界是不断变化的，存在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国家，还有迁徙、流浪国家，难以用版图来明确国家和民族 。但民族认同是不会变化的，是以民族认同组织国家。如果按地域标准来判断，那么任何一个古代国家都不可能灭亡了，就无法解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灭亡的事实。
事实上，大东北地区（包括今俄罗斯远东部分）早在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中国的领土，明朝在东北设置的奴尔干都司的管辖范围远大于后来满清统治时期控制的东北地区。明朝时期，奴儿干都司是东北地区最高一级的军政机构，直接隶属于明朝中央政府。明朝奴儿干都司辖区幅员辽阔，北到外兴安岭以北（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南接图们江，东至日本海，东北囊括库页岛，西至斡难河（鄂嫩河，今俄罗斯境内）。即便到明代中后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制管辖之下。
而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后金集团核心的建州女真恰恰不是东北的土著居民。建州女真的祖先源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的野人部族，不同于宋朝时期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在明朝前期，建州女真的祖先早已迁到了朝鲜，后来他们因为在朝鲜受到打击，呆不下去了，这才向中国明朝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建州女真安置在了东北地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满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别深厚。
回顾历史，满清政权的前身——后金统治集团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起兵反叛，盗用宋朝时期的“女真”和“金国”的名号以增强自己对东北土著的号召力，建立后金割据政权，随后大肆抢劫屠杀东北的汉族百姓，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掳掠大批平民当奴隶，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
后金集团在当时提出的分裂独立要求，与现在的东突、藏独，性质毫无区别，程度上更为恶劣。东突、藏独还没有当时后金独立分裂分子如此凶残，如此疯狂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民族屠杀和抢劫掠夺，致使明朝东北的几百万汉人大部分被屠戮或沦为奴隶。
事实上，在后金起兵反叛，窃据东北之时，当时辽东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口还是汉人，明朝政府断然拒绝后金集团的分裂独立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在这以后，后金及随后的满清始终是外国自居，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始终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的政策，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东北的土地是中国的，那里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女真人后裔是中国人，但惟独不可以说后金和满清的统治集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怎么能把我们的意愿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岂非是太不尊重他们了？
当满清（后金）政权乘着中国明朝发生内乱，入关进行征服并大肆屠杀中国人的时候，这已经是典型的外国外族政权对中国的侵略、征服、屠杀。这与某些人所谓的“改朝换代”有本质性的区别：满清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广大中国平民的疯狂杀戮，对汉民族和其他反抗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通过“留头不留发”的民族屠杀强行改变汉族的服装风俗和民族传统。如果这种行为都不叫侵略，那么世界上就可以取消“侵略”这个名词！
一、明、清两国的相互承认。
虽然历史上女真人曾经接受过明朝政府的管辖，但是在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占据东北，正式从明朝分裂出去。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女真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
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其民族性同华夏民族迥然不同，也不受中国的册封和保护。这对于明来说是非法的是分裂中国的行为，明朝对于努尔哈赤的叛乱，派兵平乱，这就是萨尔浒之战。但是，当代中国史学界却颠倒黑白，不认为明对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是反分裂的正义战争。
而自从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朝对辽东一步步失控。到1636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大明对那儿失去了实际控制权。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两国并立。这种情况类似于越南从明朝独立出去，这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不是你想否认就可以办到的,更何况努尔哈赤父子几乎把辽东汉人都杀光了，明朝失去保护国民的责任了。
明朝和满清两国在法理上的相互认定源自崇祯皇帝曾派密使去和满清皇帝皇太极的媾和，虽然媾和未成，但是实际上已经承认满清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到了南明大臣史可法已经派使节与满清谈判，史可法递交多尔衮书信称呼就是：“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而满清政权早就要求明朝确认其国家的存在了,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满清顺治皇帝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这种性质又和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不同，比如三国时期。分裂时期虽然各国都自称皇帝，但是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族裔”，有相同的民族意识和血统关系，相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都是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处于分裂状态。就如同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鉴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汉贼不两立”，各方都要求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所以从没有类似越南、朝鲜一样的要求真正去独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完成统一。
如果认为满清入关不是侵略，那么就必然认为独立后的越南、朝鲜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入侵甚至占领中国也不是侵略。这是领土中心主义在作怪。按这种历史观，如果满清打不进来，或者只打进一半，则满清对明的性质就算是侵略了？
满清入关时，明末士人的看法：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亡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明末社会，国家已非一家一姓所有，所以不提亡社稷，而说亡国，进而不提亡国，而说亡天下，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被灭亡，而是文明被野蛮战胜，是文明被毁灭，天崩地坼，率兽食人，从此人沦为“禽兽”，真是痛入骨髓。
那么满清统治者自己又是怎样认为呢？
顺治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写道：“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
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
慈禧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华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中国人)” “量中华物之力，结与国之欢心。”
曾担任慈禧的御前女官的清朝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的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子。
（详情参见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二、朝鲜、日本等东方人的看法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朝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朝鲜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满清乾隆、嘉庆年间，虽然距离大明的覆亡已经一百几十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一个曾经到过北京 、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现在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日本 ：满清入侵中国，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日 本 文人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日 本 从此干脆称中国为支那。日本 、朝鲜都不愿意再称中国为中国。
三、当时的西方人、马克思等名人的看法
对于民族国家概念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当时首先提出这种概念的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西方学者和西方社会普遍都认为明和清（鞑靼）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国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可汗八十大寿为名出使大清国。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出访清国的日记中写到：“（中国）自从被北方满洲或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
在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回程路上所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帝国的皇帝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可汗变成一个中国人”。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鞑靼人（满洲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
英国使者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英国使者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鞑靼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在热河，鞑靼皇帝（乾隆）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马戛尔尼称清朝乾隆皇帝是鞑靼皇帝。
英国副使乔治·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清帝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衣衫褴褛甚至裸体，一路上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认为清朝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清帝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我真的没办法了解这个国家（清朝），老百姓面露菜色，他们捡起我们喝过的茶叶渣滓洗干净继续使用，这里的民众一脸的苦悲，到处充满了悲观与痛苦，欺骗时有发生。没有我们英国农民脸上的满足之情。”
马克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这里，马克思说的是中国人要推翻满洲政府，而不是要推翻中国政府或者清政府。
马克思说：“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这里，马克思把满洲鞑靼人和中国人并列，当然是指两个国家民族。
马克思说：“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满洲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这里，很明显，马克思把鞑靼人（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了。
四、现代中国伟人和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看法
孙中山提出的革命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要把鞑虏（满清）驱逐出境。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大总统誓词中写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
毛泽东“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蒙元灭宋、满清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由毛泽东指导，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发表了《九评》，其中有“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社论）
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这里，鲁迅先生明确指出“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
鲁迅还说：“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郭沫若说：“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郭沫若还说：“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范文澜说：“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其主要原因显然是抗满力量不能团结，小人排斥正人，争权夺利。汉奸的穷凶极恶”（《中国历史简编》2002年版）
翦伯赞曾经说：“岳飞和史可法都曾经忠诚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地侵略者地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种族国家利益上了。”
吴晗说：“300年前，从官僚到地主，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瞿式耜等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们，却都无补于国家的沦灭，民族的被奴役。”（《300年前的历史教训》摘要）
在清朝民间，人民群众早就杨家将、岳飞等人搬上舞台，颂扬其民族英雄抵抗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满洲族入关前中国人地位问题，不能因为历史上某时刻满洲先世服从中国约束，所以此后所有时期满洲先世及满洲都属于中国人。如果这样的道理能够成立，那么今天的蒙古国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宗主国之一了。没有永恒不变的领土，只有永恒不变的实力。中国历史，自古至今不是天生的56个民族，有的民族加入了中国，同样也有脱离了中国，当然也有反复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儿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就认为祖宗也是美国人，不能因为爷爷是日本人，就认为孙子一定也是日本人。
二十世纪下半页，由于政治的需要，当代中国主流史学界才逐渐认为满清和明是兄弟阋墙，其前后矛盾、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二、满洲人以“殖民者”身份统治中国
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治特权： 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麟，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钱穆说：“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 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 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和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第三、清朝的民族隔离、羁縻政策。（满清的帝国主义统治）
1、满清对汉族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满清政权统治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 部族统治，民族特权。其二 分区隔离，多元式统治。对此，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述得很清楚：
“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清代的统制政策：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
近代思想家谭嗣同对满清这种殖民式统治做如下感慨：“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碪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鸟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仁学》）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中国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
满清“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
满清的“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严禁汉人进入蒙、藏、回等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蒙、藏、回等民族地域的传播。
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
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蒙、藏、回等民族地域的管理。
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蒙、藏、回等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清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
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严禁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今东北地区），严禁汉人进入蒙、藏、回等民族地域。
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纳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人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洲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那里的传统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清朝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清朝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清朝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 ，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两百几十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中国两百几十年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的最早脉源。